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把“思维着的精神”喻为“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据此，我们可以说，哲学思维便是思维的“花中之王”了。今天，致力于儿童思维训练早已被视为教育的天职，按理说，培育他们的哲学思维也应是题中之义，但恰恰这一启蒙有点姗姗来迟。

    人们可能认为，哲学如此高深玄妙，又没有“学以致用”的实际价值，小孩子何必耗费时间和心力去高攀呢？其实，这样的偏见既误解了哲学，又误解了儿童，更因此导致思维教育残缺不全。

    哲学的童年和童年的哲学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这么一段话：“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他称“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并在很多地方盛赞包括希腊神话、艺术等在内的希腊文化的巨大魅力。

    这里自然也包括了希腊哲学。那么，希腊哲学又是如何展现它“人类童年时代”的美好天性呢？我国哲学史家杨适先生曾写过一本《哲学的童年》，系统梳理了希腊哲学从萌发到形成一门正式学科的历程。纵观这一哲学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哲学的“童年时代”学派纷呈、思想浩瀚，孕育了西方数千年哲学发展的成果。其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一是对世界本源的追问。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一怒之下，用洪水淹没了地上的一切，万籁俱寂。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和妻子皮拉祈祷神灵，希望再造人类和重建世界，于是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声音：“把你母亲的骨骼，掷在你们后面的地上。”丢卡利翁突然领悟：母亲就是土地，骨骼就是石头。于是，他把石头丢在地上。石头很快显出人的纹理，接着变成了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逐渐重构了人类和世上的一切。在这里，土、石成了万物的本源。受到诸如此类神话传说的影响，到公元前6世纪，东方伊奥尼亚的一些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水、气、火等，试图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生成。与此同时，意大利南部的哲学家却认为万物的本源是一些抽象的、非物质元素，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是“数”，爱利亚学派认为是不生不灭的“存在”。后来的自然哲学家也都企图探寻万物的不变本源，如恩培多克勒认为是水、火、土、气四种“元素”，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事物运动的最后原因是“奴斯”，德谟克利特把万物的本源归结为不可再分的“原子”，等等。随后，“哲学的童年”进入了璀璨夺目的鼎盛期，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创立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内容涉及知识、伦理、政治、艺术等各个领域，但所有这一切还是建立在对世界本源的探寻基础上，如柏拉图认为世界根源于一个永恒不变的、绝对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世界有不动的“第一推动者”即“纯形式存在”。

    二是对世界的惊异之爱。哲学在古希腊文中被解释为“爱智慧”。什么是“爱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爱智慧”意味着要在一切知识中寻求原因，而且是关于世界本源的“第一因”。不过，这里的“爱”与“智慧”同样重要，在希腊神话中也被视为世界的本源。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哲学一开始就蕴含了对世界的惊异，“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这种惊异最初源自神话，因为神话本身都是由惊异构成的，所以，“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惊异令人深陷愚蠢的愧疚，“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为摆脱愚蠢，他们带着惊异开始爱智慧，哲学探索就这样产生了。

    带着惊异之爱去“刨根问底”，难道不正是人类“哲学的童年”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精神特质吗？

    至于每个时代的个体，则普遍有着令人惊叹的“童年的哲学”，它正是人类“哲学的童年”在儿童天性中的“纯真复活”。

    我曾看到一个有趣的视频，一个三四岁模样的小女孩向坐在一旁的爸爸发出了连珠炮似的“为什么”，诸如“为什么站在电梯里，要说是坐电梯呢”“为什么明明是馍夹着肉，要说是肉夹馍呢”“为什么太阳晒我，要叫我晒太阳呢”“为什么明明是人用的，要叫马桶呢”“为什么黄瓜是绿色的呢”……这位爸爸被追问得一筹莫展，只得大喝一声：“出去！”这类追问大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5年前的“六一”儿童节，我也曾模仿小孩子的口吻写了一首《妈妈，请你告诉我》，穷追不舍地一口气问了“妈妈”18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身心、名实、真假、苦乐、美丑、善恶、有无乃至生死，它们无不来自孩子内心的追问，常令大人措手不及、大伤脑筋，唯恐避之不及。大人不明白，正是这类追问里，蕴藏着孩子们哲学思维的“爱”与“惊异”，涌动着哲学思维追根溯源的无限冲动，就像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从孩子们提出的各类问题中，意外地发现人类在哲学方面所具有的内在禀赋。我们常能从孩子的言谈中，听到触及哲学奥秘的话来。”

    “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怀疑这一点。但在以前，这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成人拒绝承认儿童有自己的哲学。即使当年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批评传统哲学只关注成人的哲学问题，因此把哲学更多聚焦儿童，以研究认识的发生机理，但他仍然多少以一种“成熟假设”淡化了儿童哲学。在他看来，哲学在儿童精神世界中是以内隐、萌芽的方式存在的，远未达到成熟的水平。当代儿童哲学奠基人、美国哲学家马修斯批评了皮亚杰的这一立场。在《哲学与幼童》《童年哲学》中，他认为皮亚杰严重低估了儿童的哲学天性，儿童有自己的哲学，他们的哲学问题与评论甚至比十三四岁的少年还要多。

    马修斯的批评对于克服低估儿童哲学智慧的偏见无疑是有益的。当然，我们也要防止任意拔高儿童哲学成熟水平的倾向，换言之，儿童哲学启蒙不可能一蹴而就。哲学思维中提出问题与解释或解决问题虽然都很重要，但产生的条件却不一样，前者很可能与生俱来、与生共存，而后者则与人的思维成熟程度密切相关。

    我认为，可以把童年哲学理解为基于精神胚胎学的儿童精神现象学。恩格斯曾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称为“精神胚胎学”，说它“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如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完整地把握童年哲学的内涵：一方面，童年哲学是人类哲学童年的“缩影”，它以结晶体的形式复演了人类的哲学童年，二者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从而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高度重视童年哲学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童年哲学又是走向成熟的成人哲学的“胚胎”，蕴藏着人一生思想发展的全部母题，并伴随生命演进而不断走向成熟，从而使我们在推进哲学启蒙的进程中防止任何激进的、片面的浪漫主义做法，最大限度吸纳关于儿童思想、精神发展和阶段的研究成果，始终把握儿童智慧生命的演进节律，盈科而进、拾级而上。

    植根儿童的哲学天性

    如何开展儿童哲学启蒙？

    我曾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探索，提出了一个“根植于儿童哲学天性”的基本主张，并初步梳理了“悠然闲适”“激发好奇”“自由对话”“诗意之思”等策略。

    首先，营造自由情境。“儿童”一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自由者”，自由是孩子的天性。事实上，古往今来，儿童的学习、发展与教育究其根本而言，都是在自由闲暇的时间里得以实现的。儿童的哲学学习更离不开自由闲暇的环境滋养。因为闲暇正是哲学产生的首要条件。记得第一次跟小学生聊哲学，我问他们：“哲学是干什么的？”一个小女孩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一件事：“我爸爸老跟我讲那些枯燥无味的哲学道理，本来还有些明白的，听了之后反而不明白了。所以，我心想，哲学就是像我爸爸那样吃饱了撑的人干的事儿！”正当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之际，我却让所有人把掌声送给了她。因为她的回答真有点“歪打正着”了：“吃饱了撑的”不就是“闲暇”最生动俏皮的说明吗？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闲暇的本质是生活必需业已具备之后的精神自由状态，它超越任何实用目的和利益，因此哲学与自由有着天然的联系。黑格尔认为：“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所以，儿童哲学启蒙的第一要义，就是避免任何强制、灌输和压迫，努力营造比任何学科教学都开放自在、包容体谅、超然物外的情境，鼓励孩童自由思考、自由讨论、自由表达，即使没有固定的、最终的结论。哲学本来就不会给出一劳永逸的最终答案，相反，它鼓励学生围绕某个哲学话题保持恒久的甚至终身的思索。

    其次，激发穷究好奇。人类由于惊异或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儿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好奇与穷追不舍，内含着对自身无知的不满和对自然生命本源的向往，这是驱策他们探究世界本源、发现人生真谛的不竭动力，由此，这段时期正是儿童学习哲学的最佳时机。儿童通过哲学学习，激活、保持、助长这份与生俱来的好奇与探究欲望，对他们追求真理、洞悉人生、领悟世道，会产生终身的影响。

    哲学的惊异之爱或好奇是一种纯粹无邪的“纯思”欲求，如前所说，它为的只是摆脱无知的愚蠢，所以这种爱与好奇就会更多地与认知性、思想性、精神性的困惑和苦恼相关联。孩子对茫然无知的现象感到惊异，暴露了自己的幼稚，错愕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于是沉浸于纯“思”的境域里，任思想穿越无尽的智慧时空，遨游跋涉、百折不挠、一往无前，唯其如此，惊异与好奇才会产生思想性的力量。哲学启蒙的诀窍就在这里。孔子的“启发术”为什么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目的就是要引发学生“愤”“悱”的认知焦虑与苦恼，再凭借这个契机“举一反三”，帮助学生豁然开悟。苏格拉底的“知识产婆术”为什么要频频采用反诘、讥刺、归谬等方法和学生对话？目的也是要通过这种剥茧抽丝的方法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和自我怀疑的境地，承认自己的“无知”，进而形成强烈的求知欲望，一步一步迈向最高的智慧堂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