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66岁的人生中，共创作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各种文章4800篇，极其高产，且名篇佳作举不胜举，并都达到了各个领域的顶尖水平，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文学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天下文宗”，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的阅读与写作之道。

    苏轼勤于读书、善于读书。苏轼天分虽高，却极其勤奋，从小便每天挑灯夜读，倦极才睡，这样的习惯坚持了一生。他曾道：“旧书不厌百回读”“著书不复窥园葵”。苏轼幼时家中极富，曾写诗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他不仅翻来覆去地熟读，还反反复复地抄写。每读一部经典，他都从头抄到尾。苏轼青年时，张方平问苏洵他儿子在看什么书，苏洵答，苏轼正重读《汉书》。张方平也是个天分极高的文学家，素有过目不忘之能，不以为然地说，书哪用得着看两遍？苏洵回到家，告诉了苏轼这件事。苏轼笑道：“老先生大概不知道还有看三遍《汉书》的人。”

    苏轼名满天下之后，依然勤奋如昔，抄书不止。被贬到黄州时，有一天，州学教授朱载上拜访苏轼，家僮通报后迟迟不见主人出来，半晌才见苏轼匆匆从内室出来，道歉说是因为做每日之功课耽误了。

    朱载上好奇地问何为每日之功课，苏轼回答说：“抄《汉书》。”朱载上吃了一惊，说道：“凭先生的天赋，开卷一览定能终身不忘，怎么还要用手抄这种费力的办法呢？”苏轼说：“并非如此。我读《汉书》，到今天为止已经手抄了三遍。最初是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第二次两个字为题，现在则只用一个字。”朱载上肃然离席，请求说：“不知先生所抄的书稿，能否让我见识见识？”

    苏轼命人从内室取来一册，朱载上翻看，不解其意。苏轼说：“足下试举题中一字。”朱载上于是随便找出一个字，苏轼应声背诵数百字，无一字差错。朱载上又任意挑了几个字，都是如此。朱载上惊叹不已，叹服说：“先生真谪仙才也！”后来朱载上回去之后，告诉儿子朱新仲这件事，并感叹道：“东坡先生尚且如此勤奋，你我不过中等才智，岂可不勤奋读书耶！”朱新仲后来又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儿子朱辂，以此教育他。

    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之时，苏辙女婿王庠写信向苏轼请教读书之法，苏轼便回了一封信《又答王庠书》，简洁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如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彷此。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苏轼认为求学并无捷径，唯有坚持与积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书海茫茫无涯，因此读书必须要有目标，不能兼收尽取。在这里，苏轼提出了“八面受敌”读书法，就是每次读书的时候，只应该集中注意一个问题，将之完整读完，然后再换一个角度，围绕另一个问题，再读一遍。这样读了一遍又一遍，就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学习。方法虽然看起来有点儿笨，但可以学得极为扎实，学成之后就能全面掌握书中要义，经得住各方面的考验，与那些蜻蜓点水、泛泛而谈的读书人不可同日而语。

    和勤于读书一样，苏轼也勤于写作，但他从未把写作当作谋取声名的工具，而是视其为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他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他的写作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真心，而不是迎合世俗或者获取利益，坎坷的境遇、丰富的经历，无不化作了他笔下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写作就是他的真正生命，写作治愈了心灵，写作升华了灵魂。

    文学向来有“诗教”与“性灵”两大传统，但“诗教”向来为主流，道德教化被认为是文学创作应有之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但苏轼却发挥了文学之“性灵”，文学可娱情悦性，涤荡心灵，治愈灵魂，万事万物，只要感动人心，便可进入笔下，也就是“无一事不可入诗”“无一事不可入词”。他的诗歌题材极为广泛，他写天空、海洋、湖泊，也写花草、昆虫、茶酒，几乎没有他不写的。他的文风也多样化，既有汪洋恣肆、自由驰骋之作，也有清丽婉约、空灵超逸之作。

    诗词文章已经成为苏轼的灵魂载体，读他的文字，可以看到他自己。即使是写小的题材，苏轼也能以小见大，对其赋予大的意境和格局，引申出深刻的道理来。比如《邵伯梵行寺山茶》：“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说似与君君不会，烂红如火雪中开。”那浴雪而开、举重若轻的山茶花，不就是君子铮铮傲骨的象征，不就是苏轼本人风骨的写照？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以他的审美眼光看来，万物有灵且美，皆可成为写作的对象。而他也善于发现美，并将其写入诗文。

    苏轼创作力极其旺盛，仿佛时刻都有灵感，信手就能成文。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意思是说，我的文章犹如有一万斛水的泉源一样，随处都会涌出来，如同在平地上汩汩滔滔的流水，一天流一千里也不难。等到它遇到山石之物，能随之高低宛转，随着物体的形状而变化。能遇到什么，事前不能知道。所知道的，常常是文思该继续的时候就继续，该停止的时候就停止。这段文论中，苏轼表明了自己一贯强调的“自然”追求，这一追求主要是继承自父亲苏洵。他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看法：“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自然”之外，苏轼还提倡“平淡”。苏轼在《与二郎侄》的信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苏轼青年时仰慕李白、韩愈，喜作议论、文风纵横，虽令欧阳修推崇，却为王安石所不喜。但苏轼中年之后，则极力推崇陶渊明与柳宗元淡泊、简古的文风，认为其平淡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至美的意境：“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在他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将陶渊明推为诗人中最杰出者，因此他独好陶诗：“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不过苏轼并不赞成年轻人学写作一开始就走这种风格，应该什么年龄就写什么风格的文字，因此他在指导侄子作文时建议可先取他少年时的策论学习：“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这种“平淡”并非表面的平淡，而是在有过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具备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的技艺后的“平淡”，如同冰封之海面，看似平静，然而冰面之下，有汪洋肆意的暗流涌动，是文学创作的至高境界。

    （作者系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