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崛起背后的教育担当⑨

    作为世界人才中心，20世纪的美国，集聚了费米、冯·诺依曼等一大批顶尖科学家，产生了贝尔、爱迪生、肖克利等一大批顶尖发明家，获得了近70%的诺贝尔奖，产出占同期世界总数60%以上的科学成果，集聚了全球近50%的高被引科学家。美国如何成为世界人才中心并长期保持其地位？可以从培养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三个方面揭示其背后的原因。

    掌握主动 坚持自主培养高水平人才

    美国依靠自身高质量、多样化的教育体系，自主培养了大批高水平人才。二战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中，74%是在美国接受的基础教育，78%在美国完成本科教育，83%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图灵奖美国籍获奖者中，91%在美国接受基础教育，91%在美国完成本科教育，89%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菲尔兹奖的美国籍获奖者中，71%在美国接受基础教育，71%在美国完成本科教育，94%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

    美国教育体系之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效卓著，首先得益于在关键时代节点的重大制度创新。1876年，美国创立了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德国学术教育重心在本科生不同，该大学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创立研究生院，将科学研究视为大学的灵魂。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史的分水岭，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从此转向“研究型大学时代”。一批老牌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纷纷步其后尘，逐步改革成为研究型大学。正是这批研究型大学，日后为美国培养了一半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57%的物理学奖得主在其中6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2%的化学奖得主在其中6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48%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在其中8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62年，林肯总统颁布《赠地法案》，开启了联邦政府对公立大学的实质性资助。之前的美国高校侧重传授经典学术科目、宗教课程，普遍轻视实用技术教育，造成西进运动时期农业与工程技术人才严重短缺。而《赠地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地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应用技术研究有机结合。

    诸多划时代的教育改革，秉承的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的教育价值观。《赠地法案》是为了支撑当时美国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为西进运动培养所需的农业、工程、军事科技人才。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是为了将800万名退伍军人重新培养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创新的动力，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优秀学者和工程师。冷战时期的《国防教育法》，是为了应对苏联竞争，将教育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以提高国防实力、综合竞争力为目标，在科技和外语等领域培养大批人才。

    巨额的教育经费投入，是美国政府重视人才培养的实质性举措，也是支撑美国教育高水平发展的物质基础。《赠地法案》颁布后，来自政府的教育和科研经费逐步增长，二战时期美国的科研经费大幅提高到国民收入的0.5%，1964年更是达到历史高峰2%。大部分经费都流向了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当时美国顶尖的25所研究型大学就用掉了所有经费的六至七成。

    放眼世界 坚持吸纳国际优秀人才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人才吸引政策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为留学生创造永久移民条件的国家之一，移民人才、国际留学生对美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只纳入美国本土出生、学习、工作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那么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人才中心的时间将推迟近30年。

    二战后，大约20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教授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国的发展。大量的高技术移民推动和支撑了美国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移民及其子女创办了44%的《财富》美国500强公司；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中，有55%由移民创办或担任主要管理者；近年来美国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工程学领域50%以上的博士生是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就业率达到80%左右。

    美国会根据时代需要设计移民政策。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882年以前的早期阶段，美国对移民几乎没有挑选，因为早期的美国需要大量移民协助开发建设。1882—1952年，美国开始对移民进行限制，最具代表性的是1882年通过的《禁止输入中国劳工法》。1952年以后，美国的移民政策虽依旧重视家庭团聚和人道主义移民，但越发倾向于技术移民。

    美国优先选择稀缺人才。美国主要通过三类签证吸引外国人才：永久居留类职业签证、临时居留类职业签证、临时居留类留学生和学生签证。美国移民法按照人才的技能高低和稀缺程度，将职业移民分为五个等级，并从第一等级开始依次给予不同的优先程度和优惠政策。除了精密设计的签证政策外，美国还会借助劳工证制度、配额制、担保制等制度，来确保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协调和双赢，减轻外国移民给美国带来的额外负担。

    激发活力 全力保障人尽其才

    除了擅于育才、引才，美国还特别擅于用才，通过打造适合各类人才施展才华的工作机制、文化氛围、激励体系等，助力实现人尽其才。

    美国拥有一套服务人才充分发挥其才能的治理机制。高水平人才汇聚的美国高校、实验室、各类企业等，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有助于人才发展的管理和运作机制，给予人才充分的尊重、信任、权力，支持他们的专业判断，相信他们的职业操守。美国82%的诺贝尔奖得主是大学教授。美国的大学之所以能孕育、成就如此之多的顶尖人才，其自治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大学自治制度的核心是法人与董事会制度、联邦教育分权体制和多权力中心的政治结构，多元社会参与和市场机制为大学提供经济基础和运行动力，高等教育行业自律与行业自治可实现大学的自我完善，内部分权与教师参与则巩固了大学的内在根基。同时，美国教授职业的流动频率也相对较高。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其职业迁徙的平均次数高于3次。适当的职业流动有助于保持人才的创造力，新的工作环境有助于丰富知识和阅历，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潜能。高科技人才、创业者集聚的硅谷，就以人才流动频繁而闻名，这得益于当地宽松的法律制度和鼓励人员流动的系列政策。

    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让美国文化具有极高的包容度，更能宽容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各类人才。在一些创新活跃之地，比如在拥有斯坦福大学的硅谷，这种倾向更加鲜明。硅谷成为全球闻名科创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更能包容小众文化、非主流群体，这里拘束更少，各类创意人士和艺术家、高科技企业的创业者都乐于居住于此，他们为自己的不同凡响而自豪，敢于面对非议，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对他们来说，失败、不被人接受都不是问题，不敢尝试才是最大的失败。

    此外，美国政府和社会构建了充足有效的财政支持体系、经济激励政策，为人才创新创业解决了财力困扰。美国大学教授和科研人员的薪酬水平长期保持在世界前列。在不同时期，美国政府和社会通过各种政策，保障美国的科研经费始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美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鼓励科技成果转化，这也给美国科技人才和创业者提供了极大的激励。硅谷就非常擅长挑选有潜力的新技术，一边测试一边完善，如果表现良好就迅速市场化，政府部门和风投基金会提供资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更是为成长中的科技公司提供了融资渠道。

    作为20世纪的世界人才中心，美国的成功经验是，重视本土人才的自主培养，坚持国际人才的广泛吸纳，保障人才潜能的充分发挥。20世纪美国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综合实力的领先，也是其成为世界人才中心的必要条件。这些因素合力，塑造了美国人才济济、大师云集的辉煌时代。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