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孟

在“两个高水平”建设征程中，浙江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关键时期，因此更加需要高校的人才支撑、智力服务和创新赋能。车俊书记在全省教育大会上号召“全面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的渠道，协同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高校如何打通这个渠道，从而助力科技创新“浙江版”的打造？需要从三方面着手。

要做到多环节共生，形成科技创新链的浙江特色。重新审视大学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研究、保证原创性成果产出，这是“顶天”；另一方面要重视应用研究，充分考虑学术界与企业界的连接，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这是“立地”。在打通“最后一公里”中，高校自身要通过多学科融合，提升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作为成果供给方应加强转化研究，一方面要对成果转化的过程、条件和路径加以研究，另一方面又要对社会需求的心理与预期加以研判。这样，努力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应用研究到转化研究的互动与循环，也就是所谓的“多环节共生”。其实质是重塑大学科学研究的创新之链，提升大学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多环节共生”不仅有利于处理好应用研究“今天”和基础研究“明天”的关系，同时有利于创新速度呈现“指数增长”，还有利于高效完成由“知识成果”到“财富硕果”的变现。

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转化研究而言，高校多重视前两者，而矮化转化研究这个环节。在这方面，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转化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其OTL转化模式，包括发明披露、技术评估、专利申请、成果营销、许可谈判和收益分配等程序。最后的收益分配，能让不同的主体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这就意味着，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大学还应导入必要的企业家精神。现代大学的运营者，不单是科学家，还要成为企业家。在此基础上，高校内部要做到“多环节共生”的合力，以及形成“科学家+企业家”的运作。

要做到多要素驱动，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浙江模式。袁家军省长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进“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产学研合作能最终成功，关键是要“跳出科研看科研，跳出科研发展科研”，必须实现各类创新主体、各种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硅谷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多要素驱动成功范例，其特点是以大学或科研机构为中心，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或商品，形成高科技综合体。其中政府是政策引导者，高校是创新源、人才库，高科技园区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载体，科技金融及中介服务是成果转化的助推器，多种要素的协同和融合迸发了强劲的创新动力。

浙江高校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的高校群所形成的“公共知识池”及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这些高校围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进行转型升级和产业培育，成为当地企业的创新源，带动行业创新发展；而都市区的产业集聚，也促进了高校的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以政府引导性投入撬动社会投入，吸引风险资本，发挥科技中介组织的桥梁作用，推动企业与高校的有效匹配和深度协作。只有校企以解决“卡脖子”难题为目标，共同应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让“有知识的人”和“用知识的人”形成合力，才能占领未来产业技术制高点。为此，我们相信“十联动”将构建一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浙江模式。浙江海洋大学坚持“把论文写在海上”，拆除藩篱，鼓励科研人员走出象牙塔，打通“最后一公里”，很好地诠释了协同创新的浙江模式。

要做到多元文化碰撞，营造科技创新的浙江氛围。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成果转化，都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它们关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和一个产业的未来。因此，不仅需要“多环节共生”“多要素驱动”，还需要激发创新的持续热情，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我们常说，事业平台比经济利益更重要，文化氛围比奖励政策更值钱。硅谷之所以能吸引全球顶尖的高科技人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多种创新文化的交汇。支撑其崛起的两所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创新文化就有差异，前者更注重应用性，后者则更强调学术性，两种创新文化相互竞争、交映成辉。因此，浙江要着力打造“创新天堂”，用兼容并包的文化气息，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精英，让浙江成为科技创新的“理想家园”。

（作者系浙江海洋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