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校闹”侵入教育领域，让教师和学校“胆战心惊”。教师成了学生的“保姆”，学校成了“无限责任公司”，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职“学闹”“校闹”，一旦哪所学校出事，这些人闻风而至，鼓动甚至帮家长“以闹获利”，逼迫学校“花钱买平安”。

为了保障学校安心办学，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 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构建起治理“校闹”的制度体系，还校园一片清朗的天空。

“谁闹谁有理”挑战法治底线

在“谁闹谁有理”的风气下，保障学校办学安全、维护教师师道尊严已刻不容缓。

近年来，因校园安全事故等引发的“校闹”事件时有发生，有些人以堵校门、拉横幅、摆花圈、设灵堂、纠缠学校、霸占教学场所等非法过激行为，把“闹”作为与学校博弈、获取更大利益的手段。

因为“校闹”的存在，“体育课把长跑取消了，把对抗性项目改成跳绳了，把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取消了，教师也不敢批评学生了，因为担心出事。”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鹤岗一中校长伍辉告诉记者，“校闹”让学校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干扰了素质教育实施，影响了良好教育生态的形成。

“无论何种原因、何种表现，从根本上看，‘校闹’是一种非法行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分析指出，“我国是法治国家，化解矛盾纠纷应该通过法治的方式和途径。一些家长、社会人员在主张诉求、处理和学校纠纷过程中，不是诉诸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采取扰乱公共秩序、侵害他人权益等方式向学校施压，突破法律底线、损害法治权威，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

发布会上，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强调，“‘校闹’行为破坏法治底线，也不利于学生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养成，影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必须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花钱买平安”助长不良风气

“校闹”之所以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教育管理和学校办学过程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其原因既有部分家长护子心切、法治意识淡薄、教育观念偏差的因素，也存在学校和相关部门无原则赔钱息事、部分教师处事不当、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领导，不能严格执法、不能坚守法律底线，有时候为了尽快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甚至出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客观上助长了“校闹”等不良风气的蔓延。

此外，在纠纷发生后，解决机制、赔偿标准、风险分担等方面的机制不健全，也导致问题难以便捷有效地解决。对此，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大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五个缺乏”进行了详细解释。

第一，缺乏便捷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出现安全事故之后，缺少第三方介入有效机制，问题就变成了学校和受伤害方的直接冲突。第二，缺乏赔偿标准和赔偿渠道。怎么赔？赔多少？标准并不是很清楚，就出现了以“闹”谋求更大赔偿的现象。第三，缺乏风险分担机制。校方责任险不能完全覆盖学校的种种安全事故，难以有效化解风险。第四，缺乏有力处置机制。当“校闹”已经干扰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在个别地方，没有立刻采取有效措施，造成一所学校影响一大片学校。第五，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侵权责任法》对学校责任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实践中存在具体规定不够细致、有时片面加大学校责任的情形。

“闹也不赔”体现客观中立

正是因为校园纠纷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化解，才滋生了“校闹”。因此，完善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形成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多元参与、部门协作的工作格局，才能切实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解决学校后顾之忧，维护教师应有的尊严，保护学生生命安全。

《意见》从健全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依法处理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及时处置依法打击“校闹”行为、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四个方面，分15条，界定了“校闹”范畴，赋予了法律支撑，建立了协同机制，规定了部门职责，明确了处置流程。

其中，《意见》也特别要求处置学校安全事故要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平等保护各方权利，注重维护受伤害学生的权益。

一方面，《意见》强调以保险机制为核心，建立多元化的损害赔偿机制，要求学校不得推诿塞责，积极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等方式化解纠纷，学校确有责任的，要依法、及时进行伤害赔偿，实现“不闹也赔”。各地可通过建立学校安全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制度，发挥第三方机构在纠纷化解中的作用，构建公正、便捷的处置机制。

另一方面，《意见》明确禁止不顾法律原则的“花钱买平安”行为。责任明确前，学校不得赔钱息事，也就是强调“闹也不赔”。同时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纠纷处理。对于因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引发的诉讼，人民法院要依法裁判、主动释法，杜绝片面加重学校赔偿责任的情形。

作者：柴如瑾

《光明日报》2019年8月21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