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 洲

这是今年夏天，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博物馆拍摄的一张照片。30多年来，这个博物馆面向全国各地收集了海量的抗战文物，但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并不是这个方面的内容。这个场馆的休息区的一角被一群孩子占据，平均年龄看起来超过10岁，他们并不相识，因此同龄人之间并没有交流。他们有的是跟着家长来接受教育，有的是结队参加社会实践，但他们却选择了在这里做同样一件事情——玩网络游戏。他们人手一部手机，双手横屏操作，有的还戴上了耳机，在虚拟世界里如痴如醉。我想，这样的场景，在这个夏天，一定也在其他公共文化场馆发生着。

朋友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要毁掉一个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部手机。”这样的论断一定扎着这些孩子家长的心，他们真的想毁掉自己的孩子吗？并不是。我在那里目睹一对母子之间起了争执，母亲严厉要求男孩复述展板上的字句，而男孩显得极不情愿，母亲便以大义责之，后来两人就气呼呼走散了。家长们不是没有做出过努力，而是随着孩子年龄渐长，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十几岁的少年，是绝对抗拒有人硬摁着他的头，强迫他去做一件哪怕是他喜欢的事。我想，这样的亲子之争，在这个夏天，一定也在很多家庭发生着。

该如何评价照片里的场景呢？是感到忧虑——觉得正值青春盛年的中学生，不能轻易地耗尽宝贵的暑假和易逝的韶华，还是感到欣慰——觉得有这样庞大的青少年消费群体，足以支撑起民族游戏产业的广阔明天呢？

让我们来看另一张照片。这是浙江省小学数学特级教师唐彩斌前些年在英国访学时所摄。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公立小学，唐彩斌注意到，学生们课间在玩耍的同时，也会三三两两地聚集在校园各处，随时随地地阅读，或者分享阅读成果。在这些英国小学生的概念里，玩耍和阅读之间没有界限，它们都是让人感到快乐的。

这是唐彩斌信手拍得的诸多照片中的一张。两个女孩在一个不起眼的旮旯，在水泥地上席地而坐，头发和衣衫显得有些凌乱，却更显出她们阅读时的聚精会神。最让人吃惊的，是右边这个女孩膝上书的厚度——相当于两本很厚的书，足以令我们的同龄人甚至成年人感到畏惧。她们对这本书所抱持的态度，与对左边这个女孩膝上的玩具是没有差别的。

爱护书籍，尊重书籍，同时又能亲近书籍，这是阅读时人与书籍之间的理想关系。反观我们在做阅读推广活动时，很多时候与书籍是隔膜的。首先，我们把书籍存在的意义无限神化，主要是引用百年以上高龄名人的鸡汤；接着，把阅读者从大众中分离出来，主要方式是在正式场合给阅读者授奖，以及在非正式场合无心地表露对阅读者的排斥，比如在大家都在聊天的场合，一个人读书是不合群和尴尬的；最后，是将阅读行为仪式化，似乎只有在雨天、假期，在一杯清茶、一灯如豆等浪漫、悠闲的环境和心境下，才适合进行阅读，这其实给了很多人一个放弃阅读的理由——因为忙，所以没有整块的时间。

结果是，人与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隔膜越来越深。

但在唐彩斌的照片里，我们却看到，阅读应该是随时随地的，可以放下玩具就拿起书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碎片时间，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整饬。我想，这样潜心的阅读，一定也在英国其他孩子身上发生着。

对比这两张照片，我想找一找这差异背后的原因。全世界的未成年人同样是被关在“象牙塔”里，接受本国教育体系下最严格的训练。因此，如果未成年人的某些特质出了问题，他们置身其中的教育环境或生态中的某个环节一定出了问题。一两张照片反映出的仅是冰山一角。

在英国，阅读是学习的一种主要方式。虽然在中国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理解的，但实际上中国人的学习并不靠阅读在运作。

中国学校的学习方式是“教师讲解+学生刷题”，甚至在语文试卷中有一种被称作“阅读题”的题型，它跟阅读基本上没有多少相关性，平时阅读量大、理解力强的学生未必就能拿高分。这跟数学天赋高的学生未必能在数学考试中拿高分是同一个道理。要在考试中拿高分，不是靠天赋，更不是靠阅读，而是通过短时间大量刷题。

这就是应试教育的本质，它把手段（考试）当成了目的（成长）。

新课程改革以来的革命性转变之一，是教师不再把课外书称作“闲书”，甚至当年的学生因偷看而被罚站的金庸武侠小说，也堂而皇之进入了语文课本。但“刷题+应考”的成功途径并没有变，而且极有可能长期难变。

阅读虽然在理念上被认为是重中之重，但学校给教师做培训，首选项目还是上公开课；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主要还是靠优质的题库，阅读任务就算有也一定居于末位。

由于学习的主要方式没有变，几十年过去了，课外书在本质上仍是“闲书”，教师和家长允许孩子读书的目的，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提高素养，而是为了防范更让人忧心的电子产品。

教育者自身如果是应试教育下的“成功者”，就很难摆脱应试教育的思维，就会用一种功利主义心态来看待阅读及其他学习——超出考试范围的任何学习都是吃亏，不能空耗精力在不考试的科目上。

虽然阅读的地位不算低，被纳入了正式的教学内容范围，甚至在考试中有了属于自己的题型，但恰恰因为此，反倒很有可能不再受学生青睐。因为就像前文讲的，没有人愿意被人摁着头，去做一件哪怕是他喜欢的事。

然而，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包治百病的灵药，英国教育中以阅读为主的学习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在1939年的英国电影《万世师表》（Goodbye, Mr. Chips）中，展现了当时英国的语文课堂：学生自由阅读整本书，并交出essay（读书报告），教师的职责仅是监督课堂纪律而已。但影片中出现的闹学的场景，如学生不断提出古怪问题刁难教师等，说明这种授课方式对教师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并且由于教学目标多元（涣散），使得课堂效率极其低下。

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这种以阅读为主要方式的语文学习在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屹立不倒，只是更加强化了教师的指导作用。而近年来，在“中国式教育”的冲击下，英国书店里出现了成堆的中文原版教辅图书，出版社的英文版中国教辅图书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但是，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些发往英国的教辅图书内容仅限于数学，这是英国人下定决心要改革的基础教育阶段学科。而在人文学科的教育领域，英国人并不准备引进中国经验，他们依照传统，把整堂课“浪费”在阅读他们引以为豪的乔叟和莎士比亚上，“浪费”在撰写essay上，“浪费”在解读文本和阅读分享上。

至少书籍对于英国人仍然有天生的亲和力，英国人捧读一本书的时候没有任何违和感。这是各国教育改革中，英国对中国的“入超”，而不是“出超”。

对此，我们真的打算继续维持现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