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承办的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不少高校校长和专家一起敞开心扉，谈经验、聊困惑，而很多困惑也是当下高校面临的共性问题。

高校如何兼顾个性化需求和大班额的两难？地方高校如何走出特色发展之路？创新人才究竟该怎样“冒”出来？校长和专家有自己的见解。

大班额能不能教出好学生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援引数据指出，1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3.3%上升到48.1%。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已经有3833万人，正加速向高等教育普及化迈进。

与此同时，围绕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学生、家长对教育也有新的需求：个性化发展、小班化教学，一些高校因此试点书院制等模式助力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然而这个时候，一个矛盾出现了：生师比降不下来。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邬大光对此深有感触，“大国办大教育”，这个“大”，可能首先体现在大班额上。“在很多高校，生师比超过20∶1，而发达国家大学平均为11∶1。”

邬大光认为，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大”，应该是探讨适合我国办学经验的起点。

大班额能不能教出好学生？他借用北大老校长丁石孙的事例说明这个问题，“丁老1954年开始给北大本科生上课，当届240个本科生。他教大课，同时还给学习跟不上的学生开小灶，还要答疑。这样的情况下，4年下来，他教出了7个院士，两个火箭卫星的总设计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大班一样出人才？”

“什么是扎根中国大地建世界一流大学？用今天大学的现实发展水平来结合我国国情，扎根大地就要在这些基础上探索发展路径。”邬大光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走出特色发展的道路，“精英和普及并不矛盾，这是发展的必经过程。一些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可以尝试小班化、个性化教学，一些应用型、教学型大学可以不为此所限，相关评价方式也不应该相同”。

地方重点建设高校如何办出特色

地方大学，尤其是地方重点建设高校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然而有的地方大学却面临着资源支撑不足、后续发展乏力的问题，满足不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该如何整合发展、走出自己的特色，是校长们必须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兰州文理学院校长郑伟强认为，“首要任务是为国家战略服务。我们学校的定位是服务粮食行业，学校财经专业是主打，重点服务国家粮食储备安全”。

北京工业大学纪委书记杨建新则认为，首要任务是“找定位”，“我们是一所多科性的大学，我们的目标是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现在我们在校生2.5万人，研究生已经超过1万人，我们有这个定位就要坚定不移往前推”。

“第二个是树目标，我觉得这个目标不一定要高大上，而是要适合学校发展。第三就是强中抓强，发展自己的长处，而不是去补短板。”杨建新说。

山西大学副校长程芳琴表示，她是带着困惑来的。从1902年建校开始，山西大学和浙江大学、河南大学等几所大学一样，走的是向欧美大学学习的路。“当时，学校教职工中一半是欧美留学归来的，一半来自本土。”之后，又经历了学科建设全面向苏联学习的阶段，山西大学的法学学科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几个人文社会重点学科并入北京大学。100多年过去了，今天走上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征程，程芳琴发现，他们还面临“搞科研和一流大学之路是否矛盾”的问题。

创新人才究竟该如何培养

创新人才培养，也是萦绕在校长和专家心中的问题。

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用经济学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来形容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紧迫感。拉美国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由于大学教育跟不上，学校缺乏科研能力，学生缺少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跟不上国家发展需要，于是在人均GDP8000美元到9000美元之后，很多国家难以跨越13000美元的水平。“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要解放思想、有创新能力和开放意识，这几点非常重要。”

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他们学校门口有一条商业街，街上有一家书店，往来学生人流如织。他进去一看，里面出售的全是复习题，“一到考试，学生就去买很多题型复习，这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少大学搞的还是应试教育”。

当前，不少高校采取的“大类招生”模式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探索。清华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杨殿阁谈到清华的经验，“从2017年开始，我们49个本科招生专业整合为16个大类，2016年我刚刚接任车辆学院的院长，当时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最为关键、最复杂的是大类培养，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识教育，比如理科学生修基础读写课程，文科必须修基础理工课程”。

作者：姚晓丹

《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8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