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不久前教育部发布通知，宣布依法终止234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次退出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均是在中外学校经认真协商确认无继续办学意愿、合作办学协议业已履行完毕、实际已停止办学且无在读学生的前提下，学校申请终止办学、教育行政部门正式启动终止程序的。

退出机制的通畅无疑是好事。但另一个角度看，这么多中外合作项目被终止、退出，也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有的内地高校在和境外教育机构进行合作办学时，论证不充分，为追求所谓的“国际化”办学政绩，快速上马，结果导致部分合作项目一直没有推进，或是一些合作项目虽有推进但并不顺利，双方对合作效果均不满。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不能急功近利。和开设专业一样，有的高校在推进中外合作项目上存在“赶时髦”的现象。一些学校追求的是中外合作的项目有多少、规模有多大，而不考虑这一合作是否能发挥合作双方所长、办出特色，是否能促进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因此，在设立中外合作项目时缺乏充分的论证，甚至存在“装到篮子里的就是菜”的心理。

从已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实际招生、培养和管理来看，近年来形成品牌的项目并不多。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某些被纳入计划内招生的中外合作项目还被一些学生、家长质疑——招生分数要比非中外合作项目低，同时学费高很多。在就读过程中，也有学生和家长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含金量提出疑问，认为实际和此前所宣传的有很大差距。部分中外合作项目并没有给受教育者留下国际化、高品质的印象。

这其实和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和具体运作也有关系。当前，中外合作项目中属于学历教育的部分都纳入了计划内招生。这让中外合作项目在考生的志愿中如同学校设立的某个专业。这种方式虽然增加了学生的选择面，但很难发挥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促进内地高校办学竞争的鲶鱼效应。而那些非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项目，受教育者不能拿到国内文凭，而是拿国外文凭。一方面，不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双方，都把其当成营利性项目，对招生、培养的要求并不严，甚至还出现了和国外野鸡大学合作办学、最后得不到认可的中外合作项目。另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是“学历社会”，对非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项目，国内的总体认可度不高，不少学生家长选择这类中外合作项目，实际上主要还是希望解决继续求学、获取文凭的问题。

我国全日制高校设立的中外合作项目，是纳入学校统一管理的。几乎所有大学的中外合作项目在启动时，都宣布要采用董事会(理事会)管理模式，建设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教育和学术事务。但在具体运行时，除少数项目一直坚持现代大学管理方式外，有的中外合作项目和其他学科、专业的办学一样，没有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中外合作项目论证设立期间，内地高校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缺位的，主要由大学职能部门在牵头推进。

因此，办好中外合作项目，除建立退出机制、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动态监控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改革。首先，可以探索给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更大的自主权，尤其是招生自主权。比如，要求全日制的中外合作项目，以高考成绩录取学生，但不必都纳入集中录取，可以实行统一高考成绩+自主招生的招生方式，并允许一名内地考生同时申请多个中外合作项目，获得多张中外合作项目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这样，不仅促进了中外合作项目的竞争，也可为我国高考改革探路。其次，我国在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时，要学习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大学管理、办学制度，具体而言，就是要努力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实现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从学校传统、特色出发，将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纳入学校长期战略发展规划，而非只是短期的考虑。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