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地图博物馆建设专班和团队成立，明确任务分工，有序推进，调研和建设方案编制工作同步展开。为了丰富馆藏展览资源，建设团队与科研院所、测绘地理信息部门、出版传媒机构、个人收藏家等进行合作。

    选址、设计方案、长达一年半的广泛调研，专家论证、地图书籍及数字高清地图的收集采购、布展……在历时3年多的建设历程中，团队克服疫情的影响，紧锣密鼓，分秒必争。

    参加地图博物馆建设的李宏伟老师回顾建设历程感慨道：“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从激情四射到精神耗尽几乎放弃，再到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才终有今日地图博物馆之首秀。”

    “从郑州大学的学科基础和发展需求来看，建立地图博物馆是很有意义的。”高俊说，“郑州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地图博物馆的建设可以充分发挥郑大人文学科的优势，并结合地理信息、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搭建多学科交叉的桥梁，在培植新学科和形成办学特色上作出贡献，助力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

    从地球表层、海洋，到外层空间乃至网络空间，随着技术的进步，地图表达的对象范畴日益扩展；从多媒体电子地图到互联网地图，到虚拟地理环境乃至赛博空间（赛博地图），地图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在人类认识宇宙的过程中，地图将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地图博物馆也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博物馆开馆只是起点，建设一流博物馆的路还很漫长。”高俊呼吁，“宇宙无垠，尽在咫尺之间。让我们都来关心地图、使用地图吧。”

    冰心玉壶 大师情怀

    作为现代地图学领域的“大家”，高俊却一点儿“大师架子”都没有。在与高俊的对话中，他十分详细地向记者讲述了国家地图学的发展历程，被问到“空间认知”“虚拟仿真”等问题时，也像对学生般一一耐心解答。

    “耐心细致。”这是郑州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武丽丽对高俊院士的初印象。在读本科时，她经常能在校园里看到高俊院士。有一次，她鼓足勇气上前跟高院士打了个招呼，本想着院士能够回应就很开心了。没想到高俊院士停了下来，和蔼地问：你是哪一届的？导师是谁？现在做什么方向？有没有什么困难？你对我们的专业发展有什么看法？这一连串的“发问”，让武丽丽感到很意外，没想到院士如此地耐心细致。

    高俊院士的博士研究生任桂磊谈道：“先生的书房收藏了大量地理学、测绘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的图书，他会在满满当当的书架中找几本书，让我回去好好研读。书的封面一般会有一些比较关键内容的标题和页码，书内也会夹带一张张的书签，他的这种读书方法，我也效仿了多年，受益颇多。”

    他在学术上严格要求学生，在生活上则十分关爱学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物质生活还很清苦，我常到两位导师及制图系其他老师的家里改善生活。高俊导师的厨艺非同一般，所以我从不敢贸然把自己会的家常菜拿到桌面上。”他的学生——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慕尼黑工业大学终身教授孟立秋曾在《地图学寻迹》中感慨道，“他希望我在漫漫人生路上形成一种收放自如、既独立又健全的人格。可见，他在教我做人方面所花的功夫比指导我做硕士论文花的功夫还要多，因为做人是一门比地图设计更为高深莫测的艺术。用‘恩师如父’来概括高俊导师对我的舐犊之情最恰如其分。”

    在近七十载的教学生涯中，以“桃李满天下”来形容高俊院士毫不为过。他教过的学生很多，早期弟子中有多人已成为院士和军事测绘、地图学领域的中坚力量。

    由于教学需要和个人爱好，高俊院士多年来收藏了不少地图和地图书籍，他都捐赠给了博物馆。在这800余册地图藏品和书籍中，有些已是绝版或孤本，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高俊院士还将这些年来学校发给他个人的200万元补贴全部捐出，作为地图学空间认知学科的发展基金。

    “捐赠的书也不多，捐赠的钱也非常有限，表示一下心意。对于我们当老师的来说，这也算尽我们的努力了，希望能发挥更多的作用。”先生言语质朴，但深情满满。

    “高俊院士生活朴素，多年来他秋冬时穿的毛衣从来没有变过，而为了地图博物馆建设，高院士却愿意将多年收藏的地图和工资补贴都捐赠出来，令人敬仰。”郑州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郑研说。

    采访中，谈到对后辈的建议，高俊也不讲空泛的大道理，只是督促学生多认识地图：“地图跨越时间、覆盖空间的特点，使它不但可以定位定向，引领航路，而且可以让你全面而不局限、联系而不孤立、历史而不停滞地看待所关注空间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让你拓宽视野、规划未来、增强记忆和启发创造性思维。地图与文化科技发展同步，与大脑的空间视觉功能相匹配，是人类文化水准、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图到用时方恨少，重绘河山待后生。”高俊院士在《测绘学报》创刊6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如此写道。作为师者，他心系地图学人才的培养。“我们面临着全球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需要一定数量的地图学人才。”高俊说，“地图学是‘冷门’，需要长期埋头研究，不计名利、不计待遇地付出。我已经90岁了，必须有年轻人接续地图学的研究工作。我们一定要把对地图特别感兴趣、决心在这个领域做出一些成绩的学生吸引过来，把他们培养成中国地图事业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