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考这活，非得由教师来做吗?

□王小庆

监考这活，非得由教师来做吗？当然不是。工人师傅、农民工兄弟、警察叔叔，他们都可以兼职来做。

我这样说，并非是瞧不起工人师傅、农民工兄弟、警察叔叔，而是瞧不起监考这回事。

不知是否因为考试发生在学校，我们看到的监考人员，基本上是学校的教师。轮到大型而重要的考试，譬如高考、英语口试什么的，监考教师还要有诸如职称一类的要求，虽然我们无法想象高级教师是否一定比初级教师在监考这档事上做得更有成效。

监考怎样才算有成效？——朴素地说，大概是没有人作弊，考生安静而听话地做完题、交好卷，一切规范有序。当然其中兴许会冒出一些问题，不过，许多问题监考教师是无权回答、无权处理的，所以整个过程看不出有多少技术含量，遑论“专业”含量了。

事实上，监考不仅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毫无帮助，它甚至还引起了教师们的反感：

第一，教师在监考过程中备受良心的煎熬（至少我是这样）。考试只为检测，可如今却成了学校生活的常态（你算过中学生在3~6年中考试时间的总量么？），教师们一走进考场，就明白自己正准备打一场非正义的战争。第二，监考是体力活，太苦太累。相比阅卷以及阅卷之后对成绩数字的各种处理，监考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其中充满了无趣、疲倦，并常常在与学生斗智斗勇中败北。简单地说，监考让人心力憔悴。

然而，如果让教育系统之外的诸如农民工兄弟来监考，情况会陡然好转。这是为何？

其一，一行一世界，农民工兄弟走进考场，会因为好奇而对教育充满热情。这种心境十分要紧，可以保证他自始至终情绪饱满地完成监考工作。当然有人会问，农民工兄弟当年也是从学校出来的，你怎么就认为他们会对教育有好感？——任何事情，一旦成了回忆，多少会变得美好，不是吗？

其二，农民工兄弟会比教师更加负责。相信任何没有做过教师的人，一旦走上讲台，都有一种“今朝皇帝我来做”的痛快感。当年的被教育者，如今有了“教育”的权力（虽然也只是发发考卷而已），这多少叫人兴奋，也多少叫人有了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保证你在监考时不会瞌睡，不会看报纸，保证你用火眼金睛盯着考生的任何一个小动作。

也许让农民工兄弟来监考，还有更多的好处以及更加深远的文化意义。在我看来，这一行为还带给我们一种启示：外来的和尚好敲钟。只要是隔行的、越界的，做起事来反而能事半功倍，至少没有职业的懈怠感。

有一次去苏州见一位教师，她告诉我，在她新任职的学校里，事务性工作均由“外聘人员”完成，譬如财务、办公室工作、总务等（当然，核心的工作应该由自己人搞定）。这样，学校的教师就不必“学而优则仕”甚至“则事”了，可以专心教学、专心研究了。我听了之后，大为赞叹。因为人事、基建什么的，本来就不是教师的专业，你不能因为教书教得好，就因此成为装修专家吧？

用人所学，用人所长，这是起码的管理之道。然而在学校，这一点不知怎么的，竟然被忽视了。我当年的兄弟昌荣君在香港经营一家很有规模的公司，然而公司员工却只有寥寥几十名。他说，在香港，服务外包很发达。只要不涉及核心机密的事儿，你都可以让外面的人做，这样也省掉了不少人力成本。我想，何止是成本，这里渗透的，是“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这个理念。

回到监考。监考当然谈不上什么“专业的事”，但让外面的人来做，可以让学校内的专业人士专心做“专业的事”。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思维——不仅仅是钱的流通使用，更是人的流通使用。

有消息说，以后有关培训、考试，都要逐步走向社会，让社会来承办这些事。如果真能这样，的确是好事。学校不该操心它本不该、本不能操心的事。学校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学习环境，让学生们安全而幸福地学习知识——这才是教师们的必需专业。

开学后，各学校的领导、教师又在孜孜不倦地制订“学期计划”了。我想起小时候，老师也要我们写“本学期学习计划”，仿佛只要计划了，一切就有实效，就可以落地。然而我们或许忘记了，做事的方法固然要紧，做事的主体和对象同样重要。我不懂学校管理，不过思路开阔，“走向市场”这个道理似乎还懂一点。工人师傅、农民工兄弟、警察叔叔，学校欢迎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