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是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和翻译家。梁实秋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黄维樑则称他为“当代文学的重镇”。这些说法确不为过。余光中曾说“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单德兴则将他誉为“四臂观音”，拥有“四张王牌”。这四张王牌共同构成一个立体的美感世界。

    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各高校大兴自编教材，齐邦媛、马忠良等都曾为中兴大学、成功大学编辑过自用英文读本。1972至1974年，余光中就任台湾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主任，提倡博雅教育，锐意课程改革。1973年，他与同事主编了一部《大学英文读本》。该读本篇幅宏巨，内容丰富，意在“一箭双雕”——在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同时夯实学生的人文素养基础。此书当年以英文印行，仅在高校中使用，因年代久远、编者调动，未再重印，然其价值却不容忽略。如今商务印书馆改版重新推出，更名为《余光中的英文课》，在初版的基础上增添了单德兴导读《一代中文大师的英文博雅读本》，并特邀罗选民、叶子南、李尧、张卜天等十余位翻译名家提供参考译文，使它成为一部十分完备的英汉双语读本。

    选材精当是本书的第一大特点。诚如王国维所言：“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鉴于本书以中国大学生为对象，全书以阿诺德·本涅特的《经典何以为经典》为开篇，共选文33篇，其中19篇选文由余光中所为，另有他撰的《前言》和《从毕卡索到爱因斯坦——〈大学英文读本〉编后》。该英文读本所选作者既有读者熟悉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也有导演希区柯克、画家毕加索、哲学家罗素、科学家爱因斯坦等，其中艾略特、爱因斯坦分别是诺贝尔文学奖和物理学奖得主，而毛姆、萧伯纳、汤因比又先后访问过中国。和政大先前的英文教材选材明显不同的是，它删掉了克拉克《如果我再度成为大一学生》和海伦·凯勒《三日的光明》，也放弃了宋美龄英文演讲这类政治篇什，从而更具文学性和普适性。这样的内容编排无疑有助于博雅教育之需要，逐篇读来正如余光中编后所言，“有遍访名师之趣，而无单调偏狭之感”。

    本书的第二大特点是内容丰富。宋代严羽有言：“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教科书编写的第一要义便是选材和内容。从形式上着眼，须以短篇为主，尽量兼顾多种文类形式；从内容来考量，观念要与时俱进，思想上能给人以启迪；从影响来展望，不仅需要是时代性的，更需要是永久性的。本书篇幅虽有限，但涵盖的文类广泛，既有诗歌、散文、传记回忆录和评论，也有教育、哲学、历史、生理、天文、宗教与科学等科普文章，兼顾了思想性、时代性以及趣味性等多元需求。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还收入了罗素的《中西文明的比较》、汤因比的《我为何不喜欢西方文明》，更选录中国经典3篇——《论语》五十节、《庄子》五节、《史记·李将军列传》，对于一部英文课本而言意义重大。这种刻意用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编教材的做法，既与余光中所受比较文学的启发有关，也表现出其前瞻意识。这种编者曾自命为“革命性”的教材，即便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不过时，堪称经典。

    此外，本书还可谓雅俗共赏。晋代陶渊明诗句中的“赏奇析疑”在昔日是一种士大夫雅事，寻常百姓是没有份儿的。余光中却认为“雅俗共赏”的理念非常适合文学课本的编撰：“雅”为文学选本标准，“俗”为读者学生之质。为了让其“共赏”，必要的变通手段显得尤为重要。该读本每篇前有作者简介，熔生平与创作于一炉，向读者展示了文学、思想大家之风采，以深入浅出之笔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出杰出作家之魂。每篇之后又有英文注释，分别阐述本文题旨和文义、生字与成语的诠释，意在迫使学生“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在全英文的语境中来阅读和学习原典文学名篇。此种编排既显学术性，又具可读性，让读者多有所得。更难得的是，编者还在导言中针对不同学情、专业和喜好的学生如何使用该课本做了说明。进而使该课本具有很强的实操性，符合一本通识课本的基本要求。

    总的来说，在真、善、美的知识体系中，文学更多被归入“美”的范畴。一部优秀的文学教科书与一般读物不同，它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具有审美价值。《余光中的英文课》无疑属于这样一部难得的经典，它让读者从中体会到优美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深邃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增强双语语感，又能拓展人文素质，其情操得以陶冶，其审美洞察力亦可增强。在余光中逝世后的第六个年头改版重新推出他半个世纪前编的英文读本，一是对逝者的纪念，二则是在这个大变局时代，当人们又要重寻一片诗意的栖居地时，奉上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相信这部经典之作必将惠及广大青年学子，并对他们未来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