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4版）

为什么贺龙比叶挺的排名更靠前？

在黎冰鸿创作的著名油画《南昌起义》中，有一人站在与周恩来几乎同等重要的中心位置，那就是贺龙。当时的贺龙不是共产党员，贺龙之前有一张照片：一身饰有金带和流苏的大帅服，还留着两撇八字胡，活脱脱一副军阀模样。有人黑他是土匪出身，如张国焘，认为张发奎可以争取，而贺龙不可信任。

但是贺龙手下兵力更雄厚。

叶挺和周士第都是师长，贺龙却是军长，他的第二十军下辖3个师，兵力2万，当仁不让地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如果将贺龙争取到我方阵营，起义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立下这个大功劳的是叶剑英。

赤日炎炎，汪精卫约了张发奎和朱培德到庐山，开了一个避暑会议，同时下“十二面金牌”催促叶、贺将所部调往德安，自己上庐山来开会。

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下山了，他邀请贺龙、叶挺在九江甘棠湖乘船纳凉，实际上也相当于开了一个会。

听到叶剑英带来的消息，贺龙恍然大悟，原来张发奎这厮想夺他们的兵权，上庐山一定是凶多吉少。于是贺龙毅然加入了我方战团，后被周恩来直接任命为起义总指挥。从7月25日开始，叶、贺两人一车皮一车皮，源源不断地从九江向南昌运兵。

为什么选择在南昌发动起义？

第二方面军驻地在九江——本来就拥有一座城池，直接通电全国就可以了，何必要移师100多公里外的南昌举行暴动？

因为九江位于长江航道上，三面环水，位置太过暴露，容易被东西两边的敌人夹击。所以，当时的想法是：两点一线，切断宁汉，固守待变。

南昌城的兵力对比迅速发生了逆转，滇军6个团不满员约1万人，我军15个团约3万人。我众敌寡，志在必胜。

南昌城里城外陆陆续续进驻了左派部队，就像比赛中的“人盯人”战术一样，把滇军部队一股一股监视起来。叶挺的指挥部设在百花洲畔的心远大学（女子职业学校），贺龙把第二十军指挥部设在中华圣公会（新教教堂），和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指挥部所在的藩台衙门仅仅一墙之隔——成心让滇军兄弟们晚上睡不好觉嘛！

贺龙还租下了中华圣公会周围的春元、月宫、今兴等几家旅社，江西大旅社就在叶挺和贺龙的指挥部中间。

城市地标“龙门客栈”豪华亮相

电影中的龙门客栈，孤悬在大漠戈壁之中，酒旗高挑，相当惹眼，来往的客商一定会到这里来投宿。客栈中间的天井是饭堂，围绕饭堂的二楼是客房，虽然设施和服务都粗陋得很，还时不时让客商们陷入凶险的境地，但在那寸草不生的黄沙中，也算是“五星级酒店”了。

位于南昌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是南昌叙事的主要场景，是一幢4层楼高的洋房，一共有96个房间，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天井，和电影中的“龙门客栈”颇为神似。

1924年，3位南昌最有钱的商人集资40万元，建成了这座江西全省最豪华的酒店，与古代的滕王阁一样，是南昌城首屈一指的地标性建筑物。

今天那一带周围也没有多少特别高的建筑。90年前的南昌城，放眼望去，更是一片低矮的民房，江西大旅社巍然耸立，真可谓是鹤立鸡群了。旅社配有单独的发电机，晚上就算全城停电，这里也是灯红酒绿，莺歌燕舞。

“龙门客栈”成了共和国将星的摇篮

7月27日这一天，江西大旅社走进来一批军人，领头一个留八字须的圆脸大汉，说是要包下整座大旅社。江西大旅社三等客房就要3块银圆，一等客房要花6块银圆，外加给服务生的小费1块银圆。96间房全包下来，一天得四五百块银圆啊！“龙门客栈”开业都3年了，账房先生还没做过这样的一笔生意。

这位长官就是贺龙，他马上叫人在旅社门口挂上了第二十军第1师师部的牌子，前门后门都架起了俄式机枪，闲杂人等不许进，“龙门客栈”秒变成了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总部。

没多久，一批客商模样的人进场了，他们前几天租住在南昌城的其他地方，在系马桩的一所小学里开过会。现在他们不再需要躲躲藏藏了，这里不仅有一流的客房服务，更重要的是可以放心畅快地商议大事。

他们是中共中央派来的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国民党左派谭平山（“民革”创始人），未就职的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等人。

第二方面军将星云集，将领们每天在一楼喜庆厅召开军事会议。其中鼎鼎大名的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第九军党代表章伯钧（农工民主党创始人）、第十一军党代表聂荣臻、第十一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第十一军第24师党代表阳翰笙（解放后曾任中国文联秘书长）、第二十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

还有一些低级军官参加了起义，如第四军25师73团3营7连连长林彪、第十一军24师71团2营6连连长陶铸（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第二十军3师6团1营营长陈赓、警卫班长粟裕（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20多年后，有的在解放战争中成为战神一般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就有5人：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聂荣臻起义前去25师传令，林彪随25师驻马回岭，严格意义上没有参加8月1日的战斗）。

滇军的朱德为什么会被信任？

7月28日，中共中央任命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入住江西大旅社的一等客房——二楼转角处的25号房间。周恩来于前一天乔装改扮（在电影《南昌起义》中化装成江湖郎中），住在花园角4号朱德的家中，周围驻扎的是滇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

朱培德和朱德，两人名字差了一个字，这两人是参加蔡锷的讨袁护国战争中闻名全国的“模范二朱”。

这真是要为周恩来捏一把汗，起义军要控制的就是滇军部队。虽然现在谁都知道，日后在井冈山时期，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位于十大元帅之首。但当时朱培德已经倒向蒋介石，又上庐山与武汉的右派会晤，南昌城的军务就交给了朱德。

朱德实际掌握的军队并不多，只有3个连300余人，但拿下周恩来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四一二政变”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的周恩来，就曾被上海叛军二十六军第2师师长斯烈扣押。难道这次他又要重蹈覆辙？

原来，周恩来和朱德都是当时的海归人士。朱德曾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主修社会科学，想从西方强盛的原因中寻求救国之道。1924年，周恩来在柏林与朱德结识，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中，朱德使出调虎离山之计，宴请了滇军23团、24团的团长，致使这两个团群龙无首，只得向起义军缴械投降。

起义时间是约定的，还是随机的？

在电影《南昌起义》中，有一个几位将领纷纷掏出怀表，读秒同时发动总攻的镜头，在一代观众的记忆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诚然，这个镜头很帅很酷，但和真实情况不一样。

警卫班长粟裕回忆，那几天“龙门客栈”忙碌非凡，经常有人上下楼梯，震得地板咚咚直响，前委的同志每天开会到深夜。7月31日下午，每一个士兵都接到了“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

叶、贺两人把营以上干部召集到总部，做最后的战前动员。下午5时，前敌委员会宣布晚上9时全城戒严，并下发了当晚的口令“河山统一”，行动信号为三声枪响，识别标志为：颈系红领带，臂扎白毛巾，在手电筒上贴上用红布剪成的红十字。

当时没有什么噪音污染，三声枪响，足以震彻夜空。所以，根本不需要掏出怀表比对时间。

此外，起义的时间也是一变再变。

前敌委员会原本决定在7月30日起义。张国焘奉共产国际之命前来阻止起义，连续两天在会上引起激烈的争吵。周恩来称这是自己平生唯一的一次和人拍桌子，当即愤而辞职，准备回汉口；眼镜书生恽代英也爆发了怒火，4名委员一致反对共产国际。

起义行动时间改为8月1日凌晨4时，南昌夏季素有“火炉”之称，此时全城人都应该在睡梦中。然而百密一疏，第二十军1师1团3营副营长、云南人赵福生，开完会后进了藩台衙门，也就是同乡滇军的总部。

那时没有监控摄像头，但夜投敌营的事被贺龙部队察觉——“人盯人”战术收到功效。前委立即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也就是8月1日凌晨2时。

然而情况又有了新变化。

省政府卫队的一个连，得知共产党今夜要暴动，不想螳臂当车，也不想束手就擒，更没有弃暗投明的想法。凌晨零时，他们准备把队伍偷偷拉出城，逃之夭夭，刚出省政府后门，就被第1师的哨兵发现了。一问口令，答不上来，妄图退回省政府固守。

哨兵向天鸣枪示警，正好一共开了三枪——这是真正的第一枪，不是象征意义上的。

全城部队听到枪声来自总指挥部方位，一致认定这就是起义的总攻信号，各部向预定的目标发起攻击，贡院、顺化门、天主堂、新营房各处都干上了，于是南昌城噼里啪啦“像过年放鞭炮一般”，比最后确定的时间又提前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的战斗激烈到何种程度？

在“龙门客栈”系列武侠电影中，扶孤义士与阉党高手从屋里杀到屋外，最后在茫茫大漠之上对决，是全片最高潮、最出彩的部分。

但是南昌起义的战斗远没有这样激烈，一是因为当时使用的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对右派部队进行缴械和改编，就像前面提到的桂系对湘系所做的那样；二是起义部队准备充分，自始至终控制局势，情报的掌握和时间的拿捏非常精准；三是滇军首领朱培德有意无意地放水，从另一个角度为起义立下了大功。

由于叛徒赵福生通风报信，藩台衙门的敌军事先有了准备，用一挺机枪封锁街巷，第1师阵亡20多人，使这里的形势稍显紧张。经过贺龙和刘伯承上阵指挥，将衙门攻下，抓住赵福生就地枪决。

上午6时前，南昌全城被起义军占领，歼灭敌军3000余人。

为什么胜利了还要离开南昌？

两天之后的8月3日，起义军离开南昌，向南进发。

起义胜利后缴获银圆50箱，每箱5000枚，以及大批武器弹药。起义军开拔前，每人带250发子弹，有的人自动带上了300发，多余的必须毁掉，大家心疼地看着成捆的枪支被扔进赣江。

南昌起义“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的目的是达到了，但由于朱培德事前调出主力，起义部队“解决三、六、九军”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兵力总数没有实质性的增长，不具备与反动势力在南昌割据对峙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