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高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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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高考花絮

□王旭烽

今日高考,本人在机场写此稿,而多少学子正在卧案奋笔,鲤鱼跳龙门,人生过大关。整40年前,1977年初冬,我们也有过此一番历练,诸多感触,已被众同龄人诉说。高考有许多事件情节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乃至可歌可泣,但我此刻能够想起的,恰是一些填补在人生夹缝中的细枝末节。

一条围巾

年轻时我也是臭美的,标志之一就是养一头长发。没什么可以炫耀,唯这一头长发又黑又亮。那时我已在工厂工作,骑自行车上班,从延安路到米市巷,回头率颇高。

高考复习一来,时间骤紧,鱼和熊掌焉能兼得,或者高考,或者臭美,必得选择一样。无奈青春是贪得无厌的,一方面我认为如果我不能在恢复高考第一年进入大学,我必定就找棵树去上吊,因为我妈已经替我把去上大学的被褥、牙刷、牙膏还有毛巾都已经准备好,放在床底下嘱咐我到时带去,这才放心去乡下社教;另一方面,女孩子养一头长发,在那个年代,既要时间还要勇气。

我固执地不愿意剪去辫子,一跺脚买了一条围巾:毛线的,长的,黄色的,关键是五块钱啊,为了两下里兼得,出血买了。

从那以后,整整一个月,我没有梳头。把头发盘起来,用这块大围巾把自己的脑袋严严实实包上,天天赶到单位——感谢工人阶级领导,给我们这十几个想要参加高考的考友们单独辟出一个车间,让我们在那里复习功课。我每天顶着个围巾头,披星戴月疯狂复习。无奈我高中毕业后走了音乐一路,弹了几年钢琴后,发现除非考音乐学院,综合大学是不考钢琴的。而音乐学院既不是我的强项更不是我的最爱,我的最爱永远是文学。而不考音乐的结果就是我得考数学、化学,在这方面我几乎就是白痴。因此如果不能使尽洪荒之力学习,结果只能去上吊。

一个月没有梳头发,更没有洗头,奇怪的是也不觉得痒。无法想象那一个月是如何熬下来的,幸亏是深秋初冬,头皮没有被围巾溽成烂泥。熬到赴考前,终于摘下围巾,焚香沐浴。头发打成了结,一点点地梳理,就如我们的生命之花,要一瓣瓣地顽强地开放。

40年过去了,我的衣柜里已经有许多的围巾,但这条五块钱的黄色的毛线围巾,永远是我的围巾之最。我的长发呢,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剪了头发,烫成发球,我想这样去读书,头发就不用打理了。

一副扑克

一起高考复习的同学有十几个,男女搭配,学习不累,每天坐在一个车间复习功课,也是非常开心的。再疯狂地复习,也耽误不了片刻的放松,我们的放松就是每天中午吃完饭打一轮扑克,把两副老K拼成一副,谁输了谁洗碗。我们这群人中,我大概算是最不会玩的,不要说麻将之类一窍不通,就连扑克牌也茫然一片,好歹会打个最简单的争上游,但也毫无兴趣。无奈又不好和大家对着干,就在这条底线上凑合着打开了。

从打牌第一天开始,我就做好了洗碗女工的准备,而且我的确每天都处在洗碗的边缘。我总是倒数第二,有时也倒数第三,印象中好像也从来没有进入过前五。我基本就是在倒数二三位上挣扎,但奇迹就在于我从来没有得过倒数第一。我们这群考友个个是打牌高手,但他们一个月下来,所有的人都已经洗过碗了,有的不止一次地洗碗。而我,竟然直到奔赴考场,也依然保持着不败纪录,硬是没有洗过一次碗。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喜欢打牌,有时洗着家里的碗,就会想起当年这件轶事。我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最不会打牌的人,一次碗都没洗上呢?我是完全做好垫底的打算去参与的啊,为什么命运不把这个垫底的机会送给我呢?

一件毛衣

初考出来,突然感觉自己把作文题目看错了,顿时天昏地暗,差点失去知觉。幸亏马上就知道了还有个复考机会,但得从初考生中选拔,这让我陷入了比上吊还难受的状态中。干脆没有复考,我也就死心去“自挂东南枝”了,但万一和打牌一样倒数第二也不垫底呢?

没有办法缓解我这种万箭穿心般的感觉,抱着侥幸心理找到了一个通道——我开始打毛衣。买了一斤细毛线,而且是粉红色的,托人从上海带来的,日夜不停地忙活起来。所有的高考复习资料统统束之高阁,我进入了一种机械的麻木状态。有一天我的一位考友站到我家楼下来叫我,希望我们一起复习功课,我从厨房间伸出手来,拎着那件打成一半的毛衣说:我打毛衣呢!再见!

然而,我竟然又被通知可以参加复考了,我一把扔了那件还剩半个袖子的毛衣,把复习资料扒拉扒拉下来,又开始拼了。

考上大学后我拿上了那件粉色的半拉子毛衣,还以为我能够抓革命促生产,边读书边花个十天半月把毛衣打完。不料这计划永远胎死腹中。4年之后,我在学校的垃圾箱旁烧掉了三小麻袋稿纸,拎着那半件毛衣走向社会。

大学毕业后搬了许多次家,每一次那件未完成式毛衣都会挟在我胳肢窝下,随我周游四方。大约20年以后,我终于决定重新完成它,无奈发现那毛线针已经锈在了毛衣上,死活拔不下来了。

2017年6月8日星期四于高空飞机上

(作者系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