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秋季学期，中职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将实现全覆盖。中职学校要以铸魂育人为根，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在推进教材使用过程中，兼顾中职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统筹开展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教育行政部门要以教材为纲，引导教师更好地掌握教材特点，全面提升对教材的运用能力。例如，通过现场说课等方式自上而下开展教材培训，通过示范讲课等方式自下而上进行教学展示，上下结合组织建设教材配套资源库，创新开发校本特色教学资源。

    教材好不好，关键看效果。相关主体要通过听课调研、交流座谈、意见征集等方式，关注学生反馈，听取教师意见，发现教材使用中的难点和问题，科学评估教材使用情况，不断跟进完善教材。

————关键事件5————

爱国主义教育法公布

    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爱国主义教育进入法治化、常态化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多项政策弘扬爱国主义教育。2016年1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意见》发布，提出以五大类十四项举措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作出全面部署。202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正式施行，将推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常态化。

    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要深刻把握爱国主义教育的高度、准确定位爱国主义教育的维度、积极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宽度，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一是在国家法律的高度上把握爱国主义。提高站位，将爱国主义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防和国家安全教育等结合起来，让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二是在国民教育的维度上定位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面向全体人民的教育，也是全体力量共建的教育，既要建立爱国主义教育相关主体联动机制，也要建立爱国主义教育相关课程联动机制，突出青少年成长特点，丰富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切实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系统性。三是在“大思政课”建设的宽度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将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融入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和日常思政，一体化开展、全方位动员，切实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关键事件6————

数字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建设

    在推进教育数字化大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大思政课”建设，正成为当下学校思政教育领域的潮流。数字技术汇集了海量教学素材和资源，推动着传统思政教育向着形象化、生动化、趣味化的方向转变。

    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思政教育转向形象化、生动化、趣味化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当前，面对数字技术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全方位渗透和高校学生网络用户群体数量庞大的现状，数字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建设大有可为。

    数字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建设全面开展。联通线上线下、连接校内校外，开设“大课堂”。运用数字技术，拓展教学渠道，利用虚拟仿真技术等开展沉浸式、体验式课堂教学，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协同各学科、调动各主体，建设“大师资”。运用数字技术，扩大教师队伍，建好、用好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构建专兼职结合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以点带面、以面带全，搭建“大平台”。发挥头部平台辐射引领作用，加快省级和高校思政育人平台建设，建立从国家、地方到高校的立体化网络思政平台矩阵。

    数字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科学评价。数字技术具备人工无法比肩的计算和分析能力。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实现对“大思政课”教学状况的分析、教学效果的评估，科学判断教学设计的走向与发展，科学总结教学过程的问题与不足，探索建立高校“思政课指数”，从而为“大思政课”的评价体系提供可靠坚实的数据基础。

    数字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精准育人。通过中国大学生在线、易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等数字平台的监测与分析，准确把握信息网络时代高校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和变化规律。一方面，整合各数据平台收集、监测、统计、分析数据，开展符合当代青年学生认知特点的思政教育，提高吸引力、针对性和认同度。另一方面，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引导学生在网络讨论中出真知，在网络思辨中明真理，主动发声、正向发声。

    （作者杨阳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与学校党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赵小红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与学校党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