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的直觉》一书再次告诫教育工作者不应急于用完全理性的教育模式训练人、塑造人，而忽视直觉和情感的教育作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认识人、尊重人、理解人。而人不是机器，不是纯粹理性的存在，人的思维过程存在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学生是一个有直觉感受、有情绪情感的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作为教育者，我们应当支持学生努力过好教育生活，在学习中充分发挥直觉等情感的作用，支持他们发现热爱，鼓励他们追随热爱、实现热爱。这才是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学生观、学习观与教育观。

    （作者系宁波大学附属学校校长）

⑤

“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

冷玉斌

    著名翻译家杨苡女士于2023年1月27日去世，享年103岁。此前，由余斌先生为杨苡撰写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出版，这部凝聚她百年回眸、记录前三十年人生经历的回忆录引发热议，是一本令诸多读者难忘的书。

    这本书刚出版时我就读到，当时被深深打动，但一时也说不清这打动因何而起，快一年过去了，正当年末，再读本书也成回望，内心忽然有所觉悟，我在想，正像本书封面那一行字“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就讲了一场“人生的胜利”。这位百岁老人以她鲜活的记忆，重述鲜活的人生，穿越同样鲜活的时代以及苦难，告诉所有人：人生的胜利，值得追求，也可能得到。所以，我会在阅读中看到很多人生的亮色，即使那是在时代的低谷或者传主生命的至暗时刻，也让我在阅读中感受到更多人性的真淳与美好。即使是在国破家亡的流离之中，杨苡看见那些属于人的瞬间，坚持了她自己这个人的高洁。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本书里的人生剧情与细节太丰富了，数不胜数，但是无论是讲那些达官贵胄，还是卑微的下人，在杨苡的记忆里，他们都是一个“人”，身上有人之为人的方方面面，有人之善，有人之恶，莫论善恶，在人世这个大舞台上，就照着自己的人生与命运活过一遍。这当中，非常突出的就是杨苡回忆她与大李先生的一段渊源，只是这段故事很多人都讲过，我挑一个可能不为人在意的，是关于沈从文先生。当时杨苡在岗头村，沈先生走好远来看她，“来探望时还叮嘱我，不能有了孩子就什么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这一句话，忽然就停在我心上。杨苡多年后记得这么清楚，肯定是听进去了，后面她也就离开昆明到了重庆。我想得更多的是沈先生本人。按照时间线，也不过七八年以后，沈先生将面临与此刻截然不同的情境以致有过弃世之举，但后来他还是走上另一条道路，继续做了不起的事情。不能“什么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这句话，仿佛是为多年后的他自己而讲。这，就是人性的胜利，在自己的身上，承受了一个人可能受得住的苦难，也展现了一个人能够迸发的生命的能量。当然，书里讲到的另一些人，遭遇人生的悲剧，实际也是人性使然，那是人性的脆弱、人性的阴暗，其后惨淡，也在情理之中。

    我想说的另一个胜利，是“时间”的胜利。加缪有句话：人要追求活得多，而非活得长。读了杨苡的口述，我发现，这话于她不一定完全适用，在时间的长河里，杨苡活得很长，也活得很多，她随时间而生，与时间同行，沉淀下这么厚重的人生过往，最终形诸文字，正是“时间”的胜利。看余斌先生后记，几个时间节点，一来让人感叹杨苡高寿，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二来也让人庆幸，幸好杨苡高寿，不然的话，又如何能让这样生动的历史与人生得以呈现？

    余斌先生猜测杨苡后来想完成口述实录，并不是多么想总结人生，留下史料，更要紧是对人与事的忆念，但是，这些人与事，恰恰构成了她自身生命与生活的重要部分，这让我想起有人说，一个人到了生命尽头，回头看，他生命从头到尾不过是百年一瞬，但是，那些伟大的人，却能在这一瞬里源源不断汲取支持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一切安排、托付在他之后的未来时间。想象一下，《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也许不是杨苡给这个时代的托付，但确确实实，从中能够看到一个全部的人与其充实的人生。杨苡无法挣脱她的时代，但她做到了与时代同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属于自己时代的人。我们捧着这本书，还可以读很久、很久，乃至在下一个时代。这，就是时间的胜利。

    还是她喜欢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在一篇叫作《一个人的自白》的文章中写过：“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现在，我就把这句话送给已经在天上的杨苡女士，我觉得，即以《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本书而论，她也做到了老师的期待：“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

    （作者系深圳市龙华区和平实验小学教师）

⑥

“黏人的蛛网”

赵冬俊

    2023年，法布尔诞辰200周年之际，庞余亮推出《小虫子》。这是他致敬偶像的方式。

    《小虫子》与《昆虫记》从写作的角度看，具有师承关系，但这并不表明它们一脉相承。庞余亮就像在经典河流上航行的小船，忽地一个拐弯，驶出了新航向。若法布尔地下有知，也许会说：“《小虫子》就像一张黏人的蛛网。”

    法布尔是昆虫学家。昆虫是他的研究对象，他追求的是准确与生动。

    庞余亮是作家。昆虫是他的童年玩伴，是其展现童年生活的切入点，他追求的是自然真实与意境旷远。我们在书里看到40余种小虫子伴随小主人公成长的故事，并感受字里行间强劲的文学味儿。

    庞余亮是诗人。句子清简灵动，常单句成段，像诗行，比一般散文更具韵律感。如《棉铃虫啊钻心虫》，作者痛惋棉铃虫咬过的棉花青桃——

    好不容易长成的青桃啊。

    心疼。

    哭。

    都来不及。

    庞余亮削尽冗繁，让文字清瘦如竹。试想，如果主谓宾一应俱全，句子也就笨重了。甚至他的标点也染上诗性，具备强烈的个人情感。比如《蜜蜂和怪孩子》中——

    春天是个奇怪的季节。

    田野里全是花。桃花。梨花。杏花。油菜花。野麻菜花。蚕豆花。豌豆花。紫云英花。黄苜蓿花。

    花中间那么多句号，全不是惯常用法——在并列的词语间用顿号。庞余亮介绍田野的花不是呼啦一下集体亮相，而是一个个依次登场，浓墨重彩。这种“陌生化”的标点让读者学会“伫立凝视”，而不是“走马观花”。这对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引领——读书，尤其是好书，标点不能忽视。

    庞余亮是童话作家。在书中，他不是将小虫子变成会说话的王子公主，而是以童话心境描摹昆虫本色，讲述它们与自己“相爱相杀”的故事。他与它们互映互衬。他是“鼻涕虎”“糊涂虫”“跟屁虫”，甚至是散发臊气的“千足虫”。不过，阴暗潮湿的生活在庞余亮眼中一碧万顷。蝼蛄“又丑又没用”，他却发现它会给人挠痒痒。别人笑他“小矮子和土行孙”，他能记起六指爷爷的指点——“土行孙打败过哪吒，也擒住过二郎神呢”。楮桃枝上的黑星天牛是他的孙大圣，“还是戴墨镜的孙大圣，身披黑底圆星的铠甲，黑白相间的触须，如同身穿战袍的孙大圣头顶那两条长翎子，完全可以上天去跟玉皇大帝大闹天宫”。何等气派！而落在母亲头上的萤火虫则成了天赐的“银簪子”，这是童话中才能看到的……

    在庞余亮心中，每一只虫子，都是一条曲径，通向阳光与幽默。他借由可爱的虫子，向我们展现一代人酸甜苦涩的童年。读者在甜蜜中品出酸涩，也在苦涩中嚼出甘甜——这是一部略带忧伤的童话。

    庞余亮还是小说家。他知道，在小虫子之上，有田野，有河流；有节令，有时代；有童年的险象环生，也有人际的温情脉脉。他将这些丝线紧紧攥在手上，编织出一张覆盖童年时代的蛛网。这网既有张力，又有磁石般的引力，禁得起读者的再三咀嚼。

    全书三十五章，多以虫为章节名，讲述贫困家庭里一个苦孩子的故事。每章一个侧面，合起来便是一部立体的自传体小说。只不过它是以第三人称的口吻，以虫子为主角讲述的，具有无限的表达自由和独特的写作视角。这些年，庞余亮不仅仅奉上一本又一本散文、小说，还“推动、发展他所从事的那种形式”。

    《千足虫》中，作者由“千足虫出没的季节，是梅雨季”写到屋漏如注，母亲脾气最大，连父亲都说母亲是向日葵投的胎。没有太阳，向日葵会莫名其妙地发火。再由千足虫写到“尿床精”，引出“草房子才是真正的尿床精”。于是，怪孩子保证会给母亲砌三间大瓦房。最后，“直到二零零三年五月，‘向日葵’母亲离开了那颗四十多亿岁的太阳，也没住到怪孩子在赫赫阳光下向她保证过的大瓦房”。作者用笔开合有度，收放自由，于平静的叙述中，表现他对童年生活、对已逝亲人的一往情深。

    说到底，《小虫子》还是一本像蛛网一样黏人的散文集。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教师）

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参考

荆晓丽

    “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国务院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该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务实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发展，教育先行”，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作用，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建设要求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教育体系研究，以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对接、制度联通和政策沟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研究书系》正是在此背景下创作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