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西樵镇中心幼儿园听音湖分园在植树节来临之际，组织家长和孩子们开展植树劳动。黄晓君 摄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在光华东山学校和社区共同打造的屋顶阳台花园上，学校师生开展实践课。学校供图

    “目前从各地实践情况看，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当中还存在着职责定位不清晰、协同机制不够有力、条件保障不够到位等问题，要集中力量重点研究、重点突破，实现工作机制的创新。”

    2023年岁末，一场关于校家社协同育人的对话，在素有江南“鱼米之乡”美誉的浙江省平湖市热烈展开。在这场“全员育人·校家社协同共育实践与思考全国研讨会”上，无论是观点交锋还是经验分享，无不透露着协同育人最前沿的思考。

    一年前，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出台了《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年来，协同育人早已成为各地教育探索的共同关键词。但现实中，一些地方家校关系紧张、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导致协同育人效果不尽理想。那么，协同育人瓶颈如何各个击破？校家社怎样才能拧成一股绳？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明晰各方职责 当好“教育合伙人”

    几年前，湖南省桃源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家庭教育现状调研，其中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应该由谁负责？”

    结果显示，45.3%的家长认为“主要由学校负责”，51.6%的家长认为“学校和家长相互配合”，3.1%的家长认为“主要由家长负责”。

    “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家长对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定位认识不清，忽略了自己是第一责任人。”桃源县副县长汤赛男说。

    成都市龙泉驿区光华东山学校执行校长杨春也有同感。光华东山学校有300多名寄宿生，一些寄宿生的父母常年在外打拼、事业有成，却忽视了与子女交流谈心，“有的学生周五放学后宁愿在外闲逛都不愿意回家，觉得家是‘冷冰冰’的地方”。

    “作为育人的主阵地，学校承担着教书育人的大部分任务，但一些家长过分依赖学校完成孩子的成长教育，无限放大学校的责任，将本该由家庭教育承担的一些责任转让给学校。”杨春无奈地说。

    现实中，一些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充当“甩手掌柜”，不与学校配合；还有一些教师转嫁分内工作到家长身上，家长退群、家长拒绝批改作业等话题时常引发热议。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余清臣认为，这些都是学校、家庭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对各自职责定位不清晰导致的，主要表现为面对教育压力和任务时相互推脱、出现教育问题时相互推诿、在日常教育联系中争相主导等问题。

    除了家庭和学校，社区是离学生最近的地方。每当孩子放学后，北京二年级学生家长李雨洁都会陪孩子在小区的中心花园里玩半个小时。她时常想，如果社区能够利用孩子放学后的时间组织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亲子活动岂不更好。

    不少专家指出，当前的校家社协同育人更多的是家庭配合学校的教育，社会参与是其中的薄弱环节。一方面，社会教育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力量较为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受文化和资本影响，社会教育存在贩卖焦虑等不良风气。

    “协同育人实践学校化倾向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各种‘进校园’‘进课程’活动。”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表示，过度依赖“进校园”“进课程”的工作机制反映出社会教育的路径依赖现象，反映了学校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发育不健全的现实。

    尽管《意见》明确了学校、家庭、社会的职责，但在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重涵看来，现代社会中，家庭、学校和社区教育的依赖度大大增强，三者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

    以社会讨论度高的作业管理为例，吴重涵认为，学校和家长的责任是交叉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把家庭作业批改的责任简单交给家长或教师都不足取，很多家长可以而且应该对孩子的作业进行分析、培养孩子良好的作业习惯等。

    事实上，精细地划分三者的教育职责比较困难。余清臣认为，应该根据三者已经被明确的核心职责和优势条件来确定。学校的核心职责是专业化和专门化的教育，专业化和专门化的“五育”都是学校的主责领域。家庭的核心教育职责是生活化教育，以常规家庭生活为中心的生活品德、知识和技能都是核心方面。社会的核心教育职责主要是社会组织化教育，社会规范性和拓展性的教育是其主责。

    “在目前责任和边界模糊的状态下，应该建立家校的工作情感关系和共享理解。”吴重涵表示，家庭与学校的良好关系，需要平时不断通过共同的活动来进行情感积累。

    尽管三方职责有所差异，但殷飞认为，校家社的教育目标应该达成一致，要将个体发展目标、组织发展目标和国家育人目标进行协同，自觉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形成促进孩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体系。

    建起长效机制 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尽管已是深冬时节，成都市龙泉驿区光华东山学校屋顶阳台依然生机勃勃，学生种植的青菜、萝卜、蒜苗等长势喜人，几朵月季花傲然绽放。

    在这里，师生春观夜樱，夏望繁星，秋赏明月，冬会初雪……这个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屋顶阳台花园由学校和所在的黎明社区共同打造。花园进行了完善的功能分区，引入无土立体栽培技术，采用先进的微喷灌设施，打造集立体栽培、水培、鱼菜共生等于一体的学生实践场地。

    “我们将校园闲置屋顶打造成为空中‘五育’课堂，让孩子在劳动中培养综合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素养。”杨春介绍，学校还不定期举办屋顶阳台体验活动，面向社区开放。

    如何调动各方协同育人的积极性？在国家督学、海南省教育厅原二级巡视员卢焕雄看来，协同育人不能只考虑一方需求，“孩子要成长，学校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参与的各方都应该从协同育人中有所收获”。他认为，需要用系统思维去解决协同育人机制体制建设的问题。

    “与家校合作相比，调动社会资源对学校来说相对更为困难。”从自身经验出发，杨春认为，一方面学校要办高质量水平的教育，建品质树品牌，得到社会和家长认可，才能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学校要积极作为、主动融入社区的各项活动，让社区认同学校的担当、品质及价值，并且创设机会、共同搭建平台，激活社区社会教育职责。

    “校家社协同育人不应该是机械的，它是各方资源汇聚后的整合和升华，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生态。”余清臣说。

    随着《意见》落地，采访中，不少专家表示，尽管当前在全国各地都有形式多样的校家社协同育人活动，但系统化、常态化的实践还不够普遍。需要政府从政策层面整体统筹构建协同育人长效机制。

    “一场普通的家庭教育沙龙，竟然有四名副县长参加。”在研讨会现场，汤赛男带来了县域整体推进家庭教育的经验分享。

    在桃源县，家庭教育是一把手工程，县政府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顾问、县长任主任、四大班子成员任副主任的县家庭教育委员会，有21个成员单位；设立了桃源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把家庭教育纳入“十四五”规划、纳入绩效考核、纳入财政预算，各部门和单位均设有专项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桃源县政府还调动当地企业的力量，为留守儿童父母提供就业岗位，鼓励他们返乡就业。统计数据显示，桃源县留守儿童比例从2019年的39.73%下降到2022年的25.53%。

    “桃源以高位推进和多元联动突破协同育人机制瓶颈，一方面政府牵头开展协同育人三级服务体系试点，另一方面推进协同育人的政策法规和配套实施细则的制定。”汤赛男介绍。

    在过去的10年里，吴重涵和他的团队对江西省14个县区和400余所学校，先后开展了三期的家校合作实验。实验表明，校家社协同育人要想突破政策瓶颈必须实现“五个纳入”:纳入国家和各级教育发展规划，纳入各级教育行政编制，纳入教育财政预算切块和拨款奖罚机制，纳入高校专业培养、校长教师在职培训，纳入各级政府统筹评估。

    “‘五个纳入’必须配套，一个纳入也不能少。唯有如此才能催化校家社更深度融合，最终形成大学校教育、大家庭教育、大社区教育的现代大教育系统。”吴重涵表示。

    加大专业支持 提高协同育人“含金量”

    近年来，浙江省平湖市的中小学活跃着一批协同育人的“种子教师”。

    从“家校协同‘种子教师’高级研修班”结业回到各自学校，平湖城乡的家校协同活动便开始此起彼伏：有的召开家长读书会，有的组织家长集体研讨“如何跟孩子好好说话”，有的邀请专家给“家长学校”开讲座……

    “作为一名‘种子教师’，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所学分享给其他教师，把我们学校的家校协同、家校共育气氛带动起来。”平湖市东湖中学教师金菊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