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对审美教育的不断重视，有关中国艺术史论的各种著作也不断出版，其中不乏名家新作涌现，为我们从更宽广的视角认识艺术、理解艺术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其中，《溪山清远：中国早期绘画史（先秦至宋）》（以下简称《溪山清远》）无疑是一部沉甸甸的著作。该书文与图结合、述与论交融，对中国古代绘画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叙事，丰富和拓展了艺术史的研究空间。

    从画作中来，到历史中去

    高居翰（James Cahill）是享誉世界的中国艺术史教授，作为一名美国学者，他对中国艺术无比热爱，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研究和传播中国艺术，且著作等身。他目前被翻译到国内的《图说中国绘画史》《隔江山色：元代绘画》《山外山：晚明绘画》《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等系列著作，在美术理论界具有广泛影响力。凭着高质量的著作和对中国绘画独到的见解，他也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

    《溪山清远》一书正是根据高居翰晚年的中国艺术系列讲座翻译和整理而来。他对中国艺术饱含深情，在他看来，中国艺术是了不起的艺术，尤其是宋朝的绘画，堪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成就比肩。他虽然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著作，可他在人生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出版一部中国绘画通史，可惜年事已高，没有精力逐字进行书写。此书根据他生前的视频和录音整理，算是圆了他的遗愿。

    严格来讲，这本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绘画通史，书名其实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此书具备通史的气魄。按照学术进路推测，该书还有一个“下半场”，那就是元朝之后的绘画史。因为从他此前出版的著作来看，这也在情理之中。该书兼具了专业性和普及性，既可以当成绘画史书，同时具有教科书的气质，也可视为学术观点鲜明的专著。很显然，高居翰不热衷于对绘画史平铺直叙，而是要突出中国绘画的“高光时刻”。这本书主要梳理了早期周朝到宋朝绘画艺术的发展流变，这段历史其实也够漫长了。一本书显然也不可能穷尽绘画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书中关于宋朝之前的绘画史篇幅相对简略，而对于宋朝的绘画分析则浓墨重彩。

    高居翰是中国艺术的“超级写手”。这本800多页的著作中，仅绘画插图就多达2000幅，这在同类著作中是少见的。他论述中国艺术生动且极富激情，融广博的学识和细腻敏感的赏画经验于一体，并穿插其多年亲身经历的艺术鉴藏与美术史界的交往故事，知识量与信息量巨大。本书论题开放、耐人寻味，对绘画史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尽管对中国古代绘画如数家珍，可他又把自己当成中国绘画的“局外人”，对于学界达成的一些共识，清醒地保持认知的距离。比如对于绘画作品，他认为要带着乐趣，慢慢品、慢慢看。这本是常识，却在现实的绘画研究中，被一些研究者忽略了。他们往往过于强调一幅作品背后的历史因素、社会背景、画家的修养等，而对画作本身的解读蜻蜓点水，或者不得要害。在他看来，研究和解读中国古代绘画，应该从画作中来，到历史中去。与其说高居翰对于中国古代绘画有多么高深的见解，不如说他重视感性的作用，重拾观看之道，回归绘画常识，挖掘作品的内在之美。

    中国古代绘画的现代研究之维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海外学者醉心研究中国艺术，如喜龙仁、罗樾、苏立文等人，而高居翰无疑是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他总是能从其他学者的研究中找到漏洞和不足，然后继续朝前探索。他不仅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欣赏过大量中国古画原作，还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多次到中国进行深入的艺术考察，和很多学者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可以这么讲，对于中国古代绘画的研究，他是全方位的、全视角的。

    《溪山清远》无法用几句话概括其内容和饱含的艺术思想，若一定要总结，那就是以先秦至宋朝美术史为主线，依托画作，系统讲解和论述中国古代早期绘画“再现或写实”和“生动或忠实于自然”的视觉传统，特别是凸显宋朝绘画的高度和成就：中国古代早期绘画如何由装饰转向再现自然和“视觉逼真”，并在两宋时期达到巅峰。另外一个方面看，此书是对高居翰之前出版的以元明清绘画为主题的中国古代晚期绘画史系列著作的重要补充。同时，高居翰也试图引导观者重新关注绘画形式、图像和风格问题，倡导“以视觉为面向”的学习、鉴赏和探索，而不是任由理论话语扭曲和遮蔽观看之道，消弭欣赏的重要性。

    从高居翰的艺术研究历程可以看出，他在其学术生涯鼎盛期，倾心于中国古代晚期绘画系列研究，以“文人画”为研究重点。到了人生的晚年，他希望以对宋画传统的多面向的阐释，把再现和自然写实作为认识中国古代早期绘画视觉逻辑的钥匙。他秉持一种“形式的形态学”，依据中国的笔墨而达到对中国古代早期绘画“风格序列”的理解和认识。基于再现和写实的中国笔墨，可让观者感受画家手握毛笔的轻重缓急运动，对作画过程形成回应，这是进入中国水墨画世界的重要途径。

    我们在谈论中国画时，往往把水墨画视为主要代表，其实这是片面的。中国画至少还包含描绘在楼堂馆宇的各种壁画。可惜古代无数精美绝伦的壁画，在自然、战争以及人为的破坏下，绝大多数都不复存在，仅剩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等珍稀壁画流传于世。该书对唐朝永泰公主墓中的壁画进行了剖析。一般来说，在墓室里描绘壁画，墓主人生前都是达官显贵，用壁画来显示身份和地位。早在1973年，高居翰就来到永泰公主墓，目睹了穿越千年的墓室壁画所带来的灵魂震撼。他在书中回忆，墓室壁画中描画的两名侍女面容姣好，脸上露出微笑，手里拿着扇子。很显然，这一方面显示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地位，另一方面寓意归西后还有人服侍。在壁画中，还有一个像宦官的人，面相凶恶，眼睛突鼓，同时又带笑容。按理说，凶神恶煞的表情不会出现在公主墓中的壁画里，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百思不得其解，高居翰也没有给出答案，恐怕只能留待后来的学者研究了。

    宋朝绘画是半部中国古代绘画史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宋朝都是中国绘画史上名家杰作辈出的时代，深深地影响后世绘画的走向和格局。高居翰根据自己亲眼所见过的宋朝山水、花鸟画，深入分析了一幅幅杰作的伟大之处以及宋画繁华的原因。中国历史进入宋朝，经济、社会和文化较之前都有巨大飞跃，并且涌现出了以汴京为代表的诸多大城市。大城市的出现，是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加上印刷和出版的普及，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较之以前任何朝代，都是“大踏步”向前。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宋朝包括绘画在内的文学艺术，可谓在中国历史上灿若星河。

    宋朝的绘画，无论是在表现技法还是在审美品位方面，之所以被后世所赞颂，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文人墨客不仅作文写诗词，还参与到绘画活动中，尤其是水墨画或者说文人画，在这个时候步入成熟期。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都热衷诗词书画，自然也影响到皇家宫廷的艺术偏好。宋朝皇帝及其统治集团无不推崇书画，还纷纷参与到书画创作中，并专门成立了皇家画院，网罗天下书画才俊。我们熟知的宋徽宗既是丹青高手，书法还自成一家“瘦金体”，民间和皇家在书画方面的“双向发力”，提升了整个社会的艺术高度。

    本书书名《溪山清远》，源自南宋画家夏珪（一作夏圭）所创作《溪山清远图》。高居翰毫不掩饰地表明对夏珪的喜爱，因为在他看来，夏珪及其作品就是中国山水画高峰的代表，中国山水画所有的思想追求、审美趣旨都在《溪山清远图》中得以显现。这幅作品是纸本水墨山水画，用十张纸接成，除第一段为25厘米外，后九段均在96厘米左右。画作主要描绘了江南晴日的湖山景色，其中有群峰、山石、茂林、楼阁、长桥、村舍、茅亭、渔舟、远帆，勾笔虽简，但形象真实。画中景物变化甚多，时而山峰突起，时而江流蜿蜒，不一而足，但各景物设置疏密得当，空灵毓秀，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达到了所谓的“疏可驰马，密不通风”的境地。这幅杰出的水墨山水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文人画的思想追求和艺术风貌。高居翰在书中对该作品的艺术意境、描绘对象、表现技法，都进行了“解剖式”的分析。若不是对原作进行过仔细反复的观摩，对画作之解读不可能深邃至此。历史有时是不可理喻的，《溪山清远图》创作完成后的数年里，竟然并不被知识阶层重视，有人甚至说“极恶俗”、画作反映了“官风腐败”云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高居翰也不得其解。画史上对夏珪其人记录甚少，是不是文人相轻，或者夏珪人品和人缘不尽如人意呢？这也许一直都会是谜题。

    总体上讲，《溪山清远》作为高居翰的遗作，从世界艺术史的视野，用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立足画作的观赏之道，对中国宋代以前的古代绘画进行全景勾勒，这其中又突出重点，点线面结合，理性表达和感性解读交织交融，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绘画推开了另外一扇窗。当前，中国艺术创作各种风格相互碰撞，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无论现在和将来艺术如何发展，都要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充分汲取营养，也只有这样，中国艺术才更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作者单位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