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特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主动、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的科学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作出新的阐释，特别是对“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提出重要的创新性论断。

    从历史担当向文化主动的跃升

    “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史进程根本规律的总结提炼和深刻揭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时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要以“我国的具体特点”为前提，要用中国的“一定的民族形式”加以表达，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担当的体现，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历史和文化特征以及深厚的群众基础的体现。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决定的回信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回信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封信写作的时间，距离现在过去了80多年，但其中的思想依然具有重要价值。以上这些重要观点，对“两个结合”的规律性探索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对“第二个结合”探索中历史担当向文化主动的跃升更有着深刻意义。

    历史是民族优秀文化形成积淀的过程，民族优秀文化是历史淬炼的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积累而成的，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世代聚合中的精粹。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中华文明史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元素，上升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形态，立足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两个结合”中历史担当向文化主动的跃升，必将升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力、影响力、感召力和亲和力。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既要以历史思维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思想脉络，又要在文化的历史赓续中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蕴。要从历史担当和文化主动的结合中，用广大人民群众耳濡目染的语言方式，深透阐释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的民族气质、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充分激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从历史自觉向理论创新的跃升

    只有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活力才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魅力才能升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是“第二个结合”中历史自觉向理论创新跃升的必然逻辑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第二个结合”深刻阐明了“结合”中的历史自觉和理论创新的真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十个方面的元素，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的创造性转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脱颖而出，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邃的创新性发展，立足现实、追随时代，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时代的内涵，凸显中华文明的世纪光彩，由此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自觉，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中得到全面提升。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夯实“第二个结合”思想基础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能增强中国共产党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夯实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在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华文明的鲜明文化特性。

    思想发掘和内在禀赋相连通

    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所作的创新性探索，除了以上两个“跃升”的学理性阐释外，还有两个体系性阐释，即思想发掘和内在禀赋相连通、“根脉”和“魂脉”相契合方面的阐释。

    在“第二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本身，具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具有中华文明独特的本质特性，具有独特的思想禀赋。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文化禀赋、思想脉络的学术学理阐释，集中体现于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创新性阐释。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一突出特性和文化禀赋，在“第二个结合”中，结晶为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深沉的历史意识，升华为中华民族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这一突出特性和文化禀赋，在“第二个结合”中，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这一突出特性和文化禀赋，在“第二个结合”中，夯实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根本信念、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的坚强决心。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汇聚而成的统一体，它包容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凝聚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这一突出特性和文化禀赋，在“第二个结合”中，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强调和平发展、和睦相处、和谐交往。这一突出特性和文化禀赋，在“第二个结合”中，铸成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以及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的思想和理念。

    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中华文化禀赋的创新性理解，是把握“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可能、之所以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思想根据。

    “根脉”和“魂脉”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成功“结合”的真谛，不仅在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文化禀赋，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魂脉”和“根脉”的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规定就在于，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

    “第二个结合”的“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为前提的。思想的内在“契合”是彼此之间能够结合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思想观念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在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