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夏之际，我计划把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时的论文整理出版，这一想法得到了周围师友的支持和鼓励。论文的题目是“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政策特征研究”。论文答辩通过后，也曾考虑将其改造成书出版，但因自己疏懒，也因为自己对一些问题不时有新的认识，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尽管如此，我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一直没有停止。

    论文答辩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曾经与同事一起去湖北黄冈中学听课，也曾带队到安徽毛坦厂中学调研，还曾经将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现象”确立为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的重点研究课题，并委托相关高校的专家进行研究。此番再度进入城乡二元结构的语境之中，花了大量时间，增删改查，点校句读，直到又一个秋去冬来。一年多时间里的很多个周末和节假日，自己是在地处长安街西头的办公楼里，迎来并送走复兴门的一个个晨昏，沉浸在文字推演、逻辑拉扯和标点符号之中，个中甘苦、冷暖自知。

    此次整理，对论文作了比较大的改造。考虑到成书的需要，也考虑到问题讨论更加充分的需要，打破了论文的框架结构，重新组合，大开大合，补充、增加了大量新的内容，删削了大量旧的文字，使得本书的讨论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政策问题开始，延展到了城乡教育的各个方面。也因此觉得原先论文的题目已经不能涵盖书的内容，反复考虑之下确定用《城乡中国的教育》作为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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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起始于在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工作期间。我曾经在教育部机关工作20多年，其中绝大多数时间从事综合文稿起草与教育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参与过不少重要文件的起草，主持或参与过一些课题研究活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教育问题、教育公平问题、教育均衡问题、处境不利人群的教育问题等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和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议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众多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提出，城乡二元结构及其背景下的政策、制度是时下中国教育诸多问题的根源。受此启发，自己开始关注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后来将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本人也申报并主持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同样内容的课题。

    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叫城乡二元体制（制度），是指由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带有二元特征的种种规定、法律和制度安排。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令的形式把我国人口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市，此后又经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不断固化，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曾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特征和浓重底色。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其以极强的力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经过不断强化，铸成了一副坚厚的社会结构框架，铸就了中国社会和公共政策的性格，也铸就了中国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性格，提供了一个相当特殊的研究个案。城乡二元结构是讨论中国各种问题、进行宏大叙事的现实背景，也是讨论中国教育问题、研究制定教育政策时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前提。借用钱理群先生说过的话——这里有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正是中国的农村：土地上的房屋，河流与森林……构成了一个永恒的存在。因此，不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不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不知道他们的要求、愿望，陌生于他们的文化，就很难说真正认识中国这块土地。

    关注并研究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教育问题，也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当年，时代的某一粒灰尘之下，我在农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所有农村孩子都要经历的事情，对农村生活有切肤的体认，品味过农村生活的艰难困顿，深知“乡下人”的生活境况、精神状态、思想状况，深知教育对于他们的意义和无奈。

    再度思考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的是路遥和他笔下的高加林，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那些在太阳底下汗流浃背的人，是当年背着编织袋到城市讨要生活的许许多多人，是长途汽车、绿皮火车，是大凉山爬“天梯”上学的孩子，是写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一起喝咖啡”的麦子，是“十年砍柴”，是“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的论文致谢，是《故土的陌生人》《乡下人的悲歌》《压裂的底层》。自己记录、思考他们，也是因为“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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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写作以及此次修改成书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自己：一是采取何种研究方法，是走“技术路线”，多用图表、数字、公式和“国际性”语言，还是“宏大叙事”？二是秉持什么样的研究立场，是“客观中立”，还是带有“价值取向”？

    长时间里，学术研究呈现着两种不同的方法取向，一是宏大叙事和哲学思辨，二是以现实问题为取向的精微品证，二者常常彼此攻讦、互相诟病。其实，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精微品证，都只是学术研究的不同方法，这从许多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的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研究范式如何在长时间里两极对立、此消彼长，后来又逐渐走向融合可以得到印证。本人同意：单纯的宏大叙事或哲学思辨，容易让人忽略真正对绝大多数人产生影响的教育现实问题。本人同样同意：重大历史事件确以其强大的震撼力，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态度。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序言中，说他自己由于“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在《中国大历史》中，黄仁宇先生解释为什么要称为“中国大历史”，是因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十几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伽达默尔说过：一个人需学会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视看——不是为了离开它去视看，而是为了在一更大的整体中按照更真实的比例更清楚地看它。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教育问题，也不容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在一个崇尚“价值解构”“意义消解”的时代，在一个“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时代，学术研究过多的“价值关照”或许会有夏炉冬扇之嫌。但是对于一种曾经影响了几乎所有中国人、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一半中国人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采取事不关己、一味“客观中立”的立场显然也是有困难的。不仅如此，深入研究农村包括农村教育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正如钱理群先生曾经说过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那里有教育的源头，有逝去的教育传统，有许多能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东西，只是目前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强大思想话语体系之下，它们显得“渺小”和“不合时宜”。同样的道理，正如刘铁芳教授所说，我们今天关注乡村教育，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我们物欲化的都市生活寻找新的根基。这种根基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族类的根基，一是作为个体生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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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有人认为是“短世纪”，也有人认为是“长世纪”甚至是“漫长的世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认为20世纪是“短世纪”，其理由是：20世纪初，人类尤其是欧洲还沉浸在19世纪晚期以来的“太平岁月”里，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是一系列的革命、暴力、战争、冷战恐怖；而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人类历史开始了另外一个时期，20世纪也在事实上“寿终正寝”。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的20世纪应该是一个“长世纪”甚至“漫长的世纪”。盖因为，中国的20世纪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中国20世纪初的动荡、革命、巨变孕育在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甚至是1840年以来的天风海雨之中，清朝的末年，帝国的黄昏，也是新世纪、新世界的曙光；也因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深刻改变了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的改革开放，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仍然在影响并改变着几乎所有人的生活，而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也正在继续进行之中。20世纪中国经历了人类所有样式的革命和空前的社会改造运动，山河巨变，沧海桑田，制度的变迁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国家、民族和人民都有许多不可磨灭的记忆。城乡二元结构是这个宏大舞台的一个深重背景、寥廓记忆的斑驳底片。

    黑格尔曾说过，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选取一个小小的角度，通过相关的政策、制度文本，穿插着时光，在历史的皱褶、缝隙中打扫、钩沉，既为过往，也为救赎。

    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传统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然发生变革和解构。陶渊明的“东篱”“南山”，少年闰土的故乡，很多人记忆中的事物，以及“和伙伴们一起尿尿和泥、在田垄河沟里乱滚”的日子，已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人“去国怀乡，却感极而悲”地叙说着的故土，剩下的是魂魄所依的乡愁和时常被唤起的集体记忆。

    有人认为，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成就，是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城乡中国深刻的分野，促使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出著名的《乡土中国》。若干年前，北大周其仁教授推出《城乡中国》，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十几亿，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这样看，城乡中国、中国城乡，拆开并拢，应该就是一回事。”城市和乡土两个曾经的不同空间，在大时代的变迁里逐渐融汇，而每个普通人身处其中载浮载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