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更需要回归教育本质和文明本源

    当智能技术进入课堂、进入校园、进入教育领域，一系列连锁反应也相继发生。

    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是，部分教师开始思考“如何引导孩子看待智能技术”。

    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信息科技课上，教师马小龙让学生把几条数据“喂”给人工智能小助手，看看它需用多久能整理成表格。从软件安装、下达指令到反馈修改，六年级的孩子们亲自体验了一把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

    “人工整理要用好几分钟，人工智能只需几秒就能完成任务，迅速、方便、准确。”小林感到这堂课很有趣。不过，在填写课后问卷“你会不会用人工智能代替自己写作业时”，他填了“不会”，因为“考试可不会让我们用人工智能，平时不思考，考试就可能通不过”。对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小林有自己的清晰认知。

    “我们面向所有六年级学生开设了信息素养课，就是希望能用最贴近生活的实例让学生感受智能技术魅力的同时，也思考自己应该具有哪些素养。”马小龙说。

    智能时代，学生应该具有哪些核心素养？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黄荣怀认为，智能技术为学生学习效率与效益的提升提供了很多便利。但海量信息的无序性、娱乐信息的刺激性、对记忆和决策外包的依赖性等，也会影响学生成长，“智能时代，要更加重视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智能时代的学习能力”。

    另一个变化也悄然发生：智能技术的使用，不仅触发教学行为的变化，也不断催生着教育人对教育本质更加深入的思考。

    在上海筑桥实验小学，孩子们会问“宇宙的外头是什么？”“天上为什么会有星星？”6年来，这些问题延展成了学校的一门选修课“好奇来信”。学校还开设了儿童哲学课：我为什么是我？什么是真实？如果你有了一个隐身戒指，会选择做好事还是恶作剧？……这些哲学课上提出的问题引发了孩子们的激烈讨论。大家无法得出一个标准答案，谁也说服不了谁。

    “教育者是跟下一代对话的人，需要尝试回归文明的本源，探索如何用原始的好奇心去应对人工智能这个新文明的到来。”上海筑桥实验小学校长郑腾飞说，和ChatGPT竞争的过程中，她提倡学校要引导孩子化身成提问题的人，而问题就从日常的事情里来。

    在郑腾飞看来，教育应给予孩子的是热情、好奇心和自律，是对自己人生的编剧能力。不论融入多先进的技术，教育的过程不能像机器一样运行，学生应是发起行动和承担责任的主体。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是促进人的发展。几千年来，人们对教育本质的探求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又总是在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下左右摇摆。”王学男说，当教育与科技之间的发展相对同步时，教育的发展会凸显出稳定性和自主性；当教育的发展滞后于科技的发展时，教育的发展则会充满反思性和变革性。但是，“技术不会改变教育的本质，科技创新发展的目标在于服务于人，从而解放人。我们更应该通过技术的善用，进一步实现人的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的教育理想”。

    智能教育发展还须破解三大难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已逐渐推开，但教育转型仍然相对滞后：传统的育人方式占主导地位，智能技术停留在技术工具辅助教育教学阶段，人机之间尚未形成共生的伙伴关系……诚如许多受访者所说，要想推进智能教育发展，需要直面困难、破解难题。

    一是硬件不足、缺乏大数据标准和联通困难、创新应用场景未搭建的难题。

    卢冬梅认为，支撑决策的大数据采集最为困难。“数据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校内数字化工具使用有限，能够为决策提供支撑的有效数据采集困难，无法支撑个性化、个体化的人工智能使用。”

    “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里的应用场景还不够清晰明确，目前仍多是技术主导的碎片化应用，不尽适合教育的逻辑和育人的需求。”王学男说，教育的逻辑是以人为本，包括人的个性化发展需求以及人的普遍性认知发展规律，教育教学的现场性、智慧性、个性化的即兴生成应对等，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仍是处于发展中的过程性产物，多以技术逻辑的标准化、流程化，以及对效率提升的追求为特征，很难充分切准教育的需求。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黎加厚教授认为，要破解大模型“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正确率难题，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国产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的检索增强生成技术（RAG），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面的教育资源编辑训练适合自己学科专业的“专属学科助手/智能体”，从而将现在已有的教育资源转化成支持每一个学生的生成式探究学习资源。

    二是智能教育素养不足、固有思维难以改变和对创新包容度不足的难题。

    “实践中，很多教育者对新技术的敏感度和接受度不高，很多教师对人工智能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并不了解，不知道如何将其融入教学，更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些都阻碍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教育的融合。”顾小清表示，智能驱动的教学创新需要教师具备基本的数据素养，然而这项能力教师普遍较为欠缺，教师需重新定位角色，弱化“教书匠”的角色，发展和凸显“设计者”“分析者”“促进者”的角色。

    三是对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环境下的儿童青少年脑智发展规律研究不足的难题。

    未来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要基于脑、适于脑、促进脑。“既然我们的大脑具有强大的可塑性，从纸质媒介走向屏读之后，如果像科学家所说的，大脑的回路需要重新布局，那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的孩子们作为信息时代的‘原住民’，大脑回路就和父辈祖辈不一样，甚至可能形成两种与阅读相关的大脑回路，即‘双读大脑’？”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在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环境下，大脑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儿童青少年的学习偏好、认知发展会出现什么新的特点？唯有深入研究，才能为智能技术更好助力教育发展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