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针对这一现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何雄斌提出，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的孵化力度，将课堂搬到生产一线，促进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在促进人才培养、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任务日益迫切，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这就倒逼职业教育必须在产教融合的形式和内容上持续深化改革，实现与产业需求的无缝衔接，进一步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事实上，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要，近年来国家层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推进形成产教布局高度匹配、服务高效对接、支撑行业发展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格局。例如，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2023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任务。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各地行业企业和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积极响应，立足自身实际开展探索与实践。目前，全国已成立千余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各共同体通过汇聚校企产学研资源，构建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一线人才培养的高效平台，为服务和促进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快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现代职教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无论是什么样的举措、载体或抓手，真正推动实现产教深度融合还需要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在一些政策、机制和权责上做“实”、做“优”、做“清”，避免流于形式化、表面化。

    政策要“实”。促进产教融合的深入发展，首要的便是政策设计的精准落地。目前，国家产教融合的政策虽已涉及财政、金融、土地和信用等方面的激励措施，但有些还停留在理念和框架阶段，需要落到实处。这包括明确不同类型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财政支持政策，细化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执行规则，以及落实“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综合激励政策，等等，以形成一套完善且可执行的政策支持系统，使企业和学校能有具体的依据和动力去开展产教深度融合。

    机制要“优”。为深化产教融合，必须优化相关机制，以保证政策效力和实施的顺畅。如完善沟通机制，让企业和学校能够实时分享信息、需求和反馈；健全人才共享机制，鼓励学校教学、科研人员与企业员工交流互派，通过人才流动增进理解与共识；设计利益分配机制，尤其要落实好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利益分配，以保证合作的积极性和持久性；建立风险共担机制，确保各主体在面对挑战时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从而稳固合作关系，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权责要“清”。明晰的权责界定是产教深度融合的基石。校企等主体在合作中应当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这包括知识产权的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教育质量控制、资金使用和管理的透明度，以及合作结束后的成果评估和分配等。确保权责明晰，可以有效避免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解和纠纷，提高合作效率，同时也是确保各主体合作稳定持续、成果公正分享、风险共担的关键。

    总之，实现产教深度融合，不仅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精准的政策支持、高效优化的机制建设和明确的权责分配。这样，我们才能构建起一个教育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的桥梁，培养出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如此，产教融合则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一项生动的实践，一个培养出国家战略人才的可靠途径。

    （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