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从全世界的文学研究来看，由来已久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仍然根深蒂固。世界文坛在讨论世界文学和诗学时总是围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文学和理论大师的著作，而中国的文学大师则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受到忽视。我认为，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之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我们要想争得话语权，人文社会科学要想真正走出去，就必须构建独立的彰显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以具有原创性和民族性的中国话语跻身国际学术主流，进而产生引领力、辐射力和影响力。

    ：“世界诗学”是您提出的一个全新理论。您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宁：通过对西方理论文献的阅读和梳理，我发现，虽然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十分热烈，也有学者问津比较诗学，但无人对世界诗学进行理论建构。于是我试图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全球学界大致可以认可的范式。长期以来，大家都比较认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诗学理论，他们的诗学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世界诗学。还有后来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概念都是西方人提出来的，我们中国人提出的概念远没有得到传播和认可。所以，我提出了一个“世界诗学”的理论概念，这既包括西方诗学，也包括东方诗学，在实际运用中，既可以以西释中，也可以以中释西。我在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就此作了主旨发言，很快便得到西方大多数学者的认可，觉得这个概念有创新、可研究，也能够引起他们的进一步深入讨论。

    ：您心目中的汉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宁：我心目中的汉学家，既要能够在主流话语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还要精通中国文化。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专注于唐诗研究的汉学家宇文所安和芝加哥大学的苏源熙。由于他们同时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在西方学界独树一帜，都当选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从而成为主流学者。还有已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希利斯·米勒，生前就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文章，认为研究世界文学一定要读中国的《红楼梦》，哪怕通过翻译来读也比不读要好，他甚至宣称：“如果我年轻20岁，一定要从学习中文开始。”由于米勒本人就是美国文学研究界的顶尖人物，又是院士，所以他说话的分量就很重，产生的影响也较大。

    因此，在我看来，重建或革新的汉学应当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不仅应当掌握本学科的全面深入的知识，而且还应当广泛涉猎其他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应当克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束缚，与中国的国学研究者建立平等的交流关系，而不是仅仅将中国文化当作一个远离文明中心的“他者”来考察研究；应当及时汲取和借鉴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充实自己的教学和研究。

中国文学不仅要走向世界，而且要走进世界

    ：您觉得，我们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王宁：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掌握语言的基本功，然后要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的了解，又能用地道的外国语言表达出来。此外，我们还要争取在一些重要场合下把它表达出来。比如，像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大会、欧洲科学院院士大会这样的主流学界的活动，如果我们直接用英语发言并与参会者进行交流，就会更容易被聆听、被接纳。其次，话语体系也需要以他们熟悉的方式。再者，我们的基本功一定要很扎实，不仅要对中国文学有深厚的研究，而且要了解世界学界的学术前沿，在理论上要有所创新，在交流中要有话说，并知道如何有效地加以表达。这三点相融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在此，对于我国的青年学者，我有几点建议。首先要打好外语基础，并尽可能广泛地涉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知识，如果有条件也尽量选修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多听一些学界大家的讲座。在研究生阶段，尽可能地多阅读国内外顶尖的学术期刊，并尝试着向这些期刊投稿。进入博士后阶段，就应该是发表自己的高水平论文。希望人文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尽快进入国际学术前沿，为传播中华文化、弘扬中国学术贡献自己的思想和智慧。

    ：如何才能更好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介给世界各国人民？

    王宁：季羡林先生曾说，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是秉持“文化拿来主义”，现在我们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出”。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推介给全世界各国人民。季羡林生前曾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概念，叫“送出主义”，与鲁迅早年提出的“拿来主义”相得益彰，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过去，我曾一直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只是个翻译的问题，但现在看来，文化外译仅仅是第一步，也即我们不仅要走向世界，而且要走进世界。衡量中国文学和文化是否走进世界，至少有三个衡量标准：第一，翻译出版之后的图书是否被国外一流大学的图书馆订购。第二，这些图书能否在国外大学的书店里面买到。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稍微有点儿名气的大学的书店就不下2000个，如果每个书店能上架一两本，传播效果就非常好。第三，能否进入学者的个人藏书单。

    ：您曾表示，“我们借外国的语言来发中国的声音，同时也要培养一批高端人才。”在您看来，培养这类人才可以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王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近年来，来华留学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教育层次结构不断优化。我想，我们要在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中培养知华友华人士。我自己就成功地培养了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博士研究生，她学成回国后不仅在大学里谋得教职，还把我的一本书以及其他学者的著述译成意大利文，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贡献。她本人是意大利人，但汉语讲得很流利，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也都很好，还懂法语。所以，我同意接受她，但要求她用英文撰写中外文化比较的博士论文。她对大唐狄公案的故事很感兴趣，于是我给她的博士论文命题为狄公案的故事在西方的传播，要求她多引证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文献，以突出原创性。后来，她的博士论文广泛涉及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而且在意大利找到了教职。她不仅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也非常了解，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知华友华人士。

    ：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对外传播的未来趋势？

    王宁：我们都知道，在整个20世纪，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在引进各种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的文化观念和学术理论思潮，因而我们的几代人文学者都能够娴熟地运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来阐释中国的现实。而在今天新一波全球化进程中，我看到了可喜的转变——我们更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何以成功地实现海外传播，从而进一步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在我最近发表的一些英文著述中，我一直在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已经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领军角色。我始终认为，无论从中国的几千年文明史或当下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们都完全有资格承担这一领军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也在稳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