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降临到这个世上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使命。所不同的是，有人很早知道自己所从何来、所将何去，于我而言，这场生命之旅留下了来自杜威和陶行知的深深印迹。

    陶行知出身贫寒，无论生活求学，都一路坎坷，备受艰辛。他宁愿脱下西装，换上长衫，来到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为贫寒子弟、升斗小民作思想启蒙。

    2006年，我在偏远的农村学校，初入教职。所住寝室，门口有一“水帘洞”，每次外面下雨就形如水幕，须撑伞而入。相比简陋的条件，教育的难题更多。孩子习惯了村野间的自在与烂漫，对各种校园规矩不屑一顾——旷课逃学、沉迷游戏、敷衍了事者，一茬一茬，一拨一拨，难以禁绝。当时的困顿，是真实的。我整日充当“救火员”“调解师”“刑侦手”的角色，精神陷于价值迷失，以为年华错付，晨钟暮鼓，了无生色。

    作为教育人，几乎每个人都熟悉那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但试问如何理解，心底里是否认同呢？或许，得打上重重的问号。我沉潜着，扎根着，读陶行知的点点滴滴。《陶行知选集》中有不少张伯苓“人生至暗”的细节片段，这令陶行知下定决心：国家之改造，不在于器物或技术，而是“人”之本身。改变人的手段，首选教育。理解了这一层，我心向澄明，选择走一条“抵抗力最大的路”。学校时常邀请各路方家、大咖讲学，留下大量录音，繁琐的“音转文”工作，我主动请缨，常通宵达旦，整理文字。未承想，三四年间，我对东西方教育理论颇为了解。

    与此相伴的，是我养成了阅读与书写的习惯。在人人谈论“课堂翻转”的时节里，我的教海里，没有翻起一朵浪花。我只在“不务正业”地遍阅典籍，寻找为生命打底的书，记录触动心灵的每一个字。乡村教育是需要重构的，今天的“情境”“大单元”“关键能力”，就是把原本抽离的时空、情感与精义，统统还给学生，让学习“真实地发生”。

    师生何以在一二十年后，还彼此珍视？就在于共同找到了一条心路。如陶行知所说，让教育真正活了过来。“活的教育”，当下依旧念兹在兹。于是，我自得其乐地在乡村学校做“麦田的守望者”。直到2013年的夏天，一场新变故的来临。

    “美好的教育，即是一种美好的生活”，陶行知最为世人乐道的，是他的生活教育。人生天地间，教育被放大到整个时空当中，它直接形成人的经验，它也直接融在人的呼吸、心跳、感受、思维之中。

    2013年的夏末，随着学校拆并的消息传来，我被转移到城区学校工作。环境巨变，条件迥异，可作为的空间大了很多。我钟情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对其提出的生活力，也有不少研究。所以，想尝试开展自己的教育研究。

    一方面是理论建设。我力图系统对比陶行知与杜威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的影响。对此，我申报了独立课题，在省市两级陶行知研究会的指导下，走遗址、下学校、开论坛，广泛采集资料、倾听百家善言，终于在2018年集结成果出版《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对比研究》。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获评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2020年初，我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把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与杜威的“做中学”作为研究主体，在《教师月刊》开设“中国教师的‘做中学’”专栏，以每期一人的形式，花费两年时光，全景呈现蔡元培、蒋梦麟等“大先生”群体，以其“做”与“学”、“行”与“知”呼唤读者（主要是教师）在甚嚣尘上的浮躁气氛中，回归教育理性、重塑教育精神。

    另一方面是实践操作。切实把生活教育“变现”在课程中，汇聚成可观、可触、可迁移、可借鉴的向上力量，意义重大。我以孩子的生活经验为轴心，带领团队从地理学科切入，设“诗歌+”“汉字+”“地名+”等几大研究小组，意图建构出一个多态而凝集、熟悉而新颖、宏阔而细微的大地理课程群。2021年，《古诗词中的地理课》（一套四册）成功出版，2022年继而开发为线上课程，为疫情防控时期的教学难题，贡献了绵薄之力。2023年，南通市地理教师培训基地挂牌，我将带着更多人，行走在生活教育之路上。

    15年来，我在“陶研”的路上，内证精神，外彰真义，既一刀刀雕琢、研磨个体的生命质态，又一声声、一寸寸为光大“爱满天下”的行知理想，矢志不渝。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