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斯民小学四年级孩子们上劳动课——萝卜丰收了。学校供图 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斯民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们在楸树下开展自然诗歌课程。学校供图

    斯剑光将衣服扎在腰间，拎着一根竹竿，站在半山腰，秋风拂过他潮红的脸颊，他抖动竹竿，灵活地将野山桃打掉，下面的学生们欢呼雀跃，用衣服兜住掉下来的野果。

    斯剑光是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斯民小学的校长，这所始建于1905年的乡村学校已历百年。

    半晌，斯剑光带着孩子们回到学校。整所学校如同一个四合院，前后三进，三面有环廊连通，依地势逶迤起伏，将偌大的校园连成一体。回廊上的紫檀色荷花柱衬着白墙，玲珑雅致，墙上贴着学生们的书法作品，笔力稚嫩但拙朴。如今这所百年村小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强国必强乡村，教育强国只有实现乡村教育的“强”才能完整。前不久，教育部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2024年度基础教育重点工作部署会，明确指出，乡村教育是2024年基础教育四项重点工作之一，要有效应对学龄人口变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补齐办学短板，提高治理能力。乡村教育如何破解办学规模小、数量多、布局分散、质量参差不齐等难题，助力乡村教育现代化和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找方向——“村小”不是“弱小”的代名词

    和中国许多乡村小学一样，斯民小学也经历过一段难熬的岁月。随着斯宅村适龄儿童跟随外出务工的父母逐渐离开村庄，生源日益萎缩。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学生人数逐年减少，到2020年上半年，全校学生不足60人，为创校百年来最少。当时，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对我说：‘剑光，不能坐以待毙啊！要想想办法啊！’”斯剑光说起前几年的情形，眼眶都有些红了。

    斯民小学是乡民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这所地处深山的学校，曾经培养了一大批受过新教育洗礼的乡村少年，古植物学家斯行健、教育家斯霞、焊接专家斯重遥、历史学家斯维至、棉纺专家斯光霄……100多位教授、学者，从这里走出，加入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不能让这盏灯熄灭。”从担任校长开始，斯剑光就坚守着这项使命。

    在适龄生源减少、教育城镇化席卷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和斯民小学一样，很多村小的命运来到了“十字路口”……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书记、副部长秦玉友调研发现，2017年，全国共有小学和教学点27万所，其中城市（城区）2.9万所，农村（镇、乡村）24.1万所。全国乡村小规模学校10.7万所，占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44.4%。乡村小规模学校占据了乡村教育将近半壁江山。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不断提高乡村小规模学校质量，激发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活力，促进乡村小规模学校协调、特色、持续、公平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面临双重困境，既存在“规模小”造成的资源使用率偏低等问题，也包括农村教育发展“水平低”所产生的教师岗位吸引力缺乏、生源素质竞争力差、教师教育努力能见度低等比较劣势，这成为了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瓶颈。

    但随着教育强国建设的不断深入，也给乡村小规模学校带来了发展机遇。以往大家认为的劣势，正在变成优势。

    在斯民小学，斯剑光逐渐看到学校特殊的优势以及斯宅村的丰饶资源，开始尝试建设一种新的学校教育和课程模式：整个村子和百年的历史都成为学校的资源，斯民小学的孩子可以围着笔峰书屋——一间斯氏家塾跑步；课下，老师们领着孩子们“遛村”，游赏古建筑、博物馆，夜观昆虫。学生人数变少了，课程的精细度和针对性却提高了。

    在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当地教育部门则因地制宜，探索出一套小班化教育模式。一堂课，前半节开展互动式教学，后半节是辅导时间，教师来到学生中间，及时批改作业，随时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辅导，这种模式也解决了很多农村家长课后无力辅导的问题。如今，崇信县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全部实施小班化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少原来去城里上学的学生又回到家门口上学。

    “和城区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班级更像为学生‘开小灶’。”湖南省湘江新区莲花镇云集村金塘小学老师易婷说，对教师来说，也能够更从容地掌握班上学生的情况，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在四川省广元市清河小学校长廖中华看来，“村小就是弱小的代名词”这一观念正逐渐被扭转。廖中华说：“小并不意味着落后、弱小，反而应该是极具优势，小学校、小班是教育教学深度变革最容易发生的场域，更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更容易实现学校的创新发展、特色发展。”

    “城里的学校和家长想方设法让孩子亲近乡土，而乡村学校本来就生长在乡土中间。”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东说，乡村学校的资源和小班化，正是城里学校所梦想的，也是中国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方向。乡村学校要把握住这个优势，通过有机制地建设好教师队伍，有方法地开发资源，找到最适合自己学校发展的方向和突破点。

    抓特色——村小如何打破“仿城化”倾向

    2022年11月，成都市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全市140所学校、300多支队伍参与比拼。但在这场比赛中却爆出了大冷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学校——蒲江县五星学校赢得了1个冠军和1个亚军。

    很多人都震惊了：五星学校在哪里？这是一所什么学校？为什么这么“牛”？

    “以前我们都是跟在城市学校后面，总觉得村小条件差，要在各方面追赶城市学校。”五星学校校长李国刚说。

    当然，这不仅是李国刚，很多村小也走过类似的“弯路”。秦玉友称之为村小的“仿城化”倾向，即农村教育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模仿城市，引入城镇教育思想与实践，这种“仿城化”倾向会造成乡村教育教学与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和认知基础严重脱节，不仅增加了乡村儿童课程理解的难度，而且加重了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与当地一方水土的“失联”。

    “农村学校要从实际出发，直接模仿城里学校一定不适合。”杨东表示，农村学校要发展不要想着全面开花，而应该抓住关键点，通过一个点带动学校的全面发展。城市学校的做法不能简单模仿，需要改造成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的操作，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2016年，李国刚调任五星学校校长，当时学校还是一所九年制学校。2021年，经布局调整，五星学校变更为单设小学，在校学生也减少了一半。“初中学生搬走了，留下了宽阔的场地；农村孩子嘛，有的是体力，无论是跳高、跳远、打球都不在话下；更重要的，这些器材设备都不贵。”李国刚说，变为纯小学后，学校要找到特色发展之路，思来想去，体育最适合。

    但具体选什么体育项目作为主攻，学校经过了好一阵推敲：无论选择什么项目，学校都不具备专业教师，也没有钱请校外专业教练。这时候，刚刚从副校长岗位退居二线的老教师范顺全站了出来，学生时代他曾入选蒲江县排球队，还参加过比赛。范顺全整合学校的体育教师和有排球爱好的教师，一个“草台班子”就搭好了。2021年初，五星学校以“排球人生”课程，开启了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

    “我们不去搞那些花钱多的‘高大上’项目，做排球就是为了学生身体好，同时学会一项运动。”范顺全说。

    秉持着这样的初心，排球运动在五星学校实现了全覆盖：教室门口学生的排球一排排挂得整整齐齐，大课间的排球操成了亮丽的风景线。慢慢地，建立起了校队。

    2021年9月，组队刚半年的五星学校，就在蒲江县“爱成都·迎大运”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中一鸣惊人，男队、女队双双夺冠。这样的正向反馈，让学校师生更是铆足了劲儿。与此同时，许多其他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这才有了蒲江县乡村教育佳话的诞生。

    “2022年的五星学校视力筛查结果显示，学生近视率比上年下降了5—6个百分点。”五星学校德育主任杜济洋说，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而与此同时，因为排球带给学生的自信，让学生学习变得更加用心和认真。

    “乡村小规模学校要办成小而美、小而优、小而特的学校，关键在于找准并挖掘出在地化的特色，乡村小规模学校天然的优势就是乡土。”秦玉友说，村小内嵌于乡土社会，与乡村自然、社会、文化、历史、生活、劳动等紧密相连，可以将自然环境、农业劳动与文化资源等进行课程化。

    在不同的村小，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乡土课程。

    在斯民小学，自然是个大课堂。原本佶屈聱牙的《诗经》诗句从田野里生长出来。学校开设“诗经里的植物课”，孩子们一边诵读《诗经》，一边实践自然教育，植物拓印、自然笔记、植物标本、自然游戏等，孩子们认识了梅、桃、荠、蕨、荇菜、荷花、蒹葭、猕猴桃、板栗等植物，也让身心舒展开来。

    在四川省广元市清河小学，曾经存在于记忆中的场景正在变成课程：堆砌在老屋角落里的石磨、布满尘埃的背架子、卧于柴垛边的背篓、乡间叮当的牛铃、回响在山间的歌谣、挂于火塘边的腊肉……学校筹建乡村博物馆，收集散落的山歌，让“离农”的学生重拾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