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搜集文献资料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居易的诗作。他的诗通俗直白，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就像长安城的导航系统。比如他自述新昌坊的居住位置“地偏坊远巷仍斜，最近东头是白家。宿雨长齐邻舍柳，晴光照出夹城花”（《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这就为考证白居易宅具体位置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信息。此外，白氏还经常描述从家中早起上朝的感受，既有“鼓动出新昌，鸡鸣赴建章。翩翩稳鞍马，楚楚健衣裳”（《早朝》）的惬意与自豪，又有“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的苦恼与无奈。在严寒的冬季，大雪盈尺，凌晨三点多就要起床出发，诗人叫苦不迭，“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须鬓冻生冰，衣裳冷如水”（《早朝贺雪寄陈山人》）。不仅如此，他还常常表达不上早朝能够安稳睡觉的惬意，“自问寒灯夜半起，何如暖被日高眠”“鸡鸣一觉睡，不博早朝人”“一觉晓眠殊有味，无因寄与早朝人”。晚年白居易闲居时，诗作中还屡屡透出不上早朝的轻松，“二三月里饶春睡，七八年来不早朝”“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来十一年”，这些在今人看来如同白话的描述，却是唐代长安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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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周末：唐长安城中的住宅是否跟今天一样，会出现宅第易主的现象？这些宅第中曾有什么样的风云故事发生？

    崔凯：长安城中有一部分宅第是唐政府掌握的官邸，官员去职后政府有权收回再赐予其他人居住，私人宅第则经常出现买卖易主的现象。因政府赏赐而易主的宅第以唐初开国功臣于志宁宅最为典型，此宅在于志宁去世后先后被赐予贵妃豆卢氏、金吾大将军程伯献等人居住，直至中唐时最终并入郭子仪宅。当然，官宅中还有一部分是受赐人去世后子孙一直居住传承，比如魏征宅、郭子仪宅等。与受皇帝特别恩宠的重臣贵戚不同，很多后世熟知的大文豪当年在长安往往买房艰难。杜甫、李白虽负盛名，也始终未见在长安拥有房产的任何记录。韩愈在京城混迹半生，才倾全力在靖安坊买到一处朴素的小宅院，并颇为得意地向儿子炫耀：“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示儿》）踌躇满志的白居易初至长安，就被著作郎顾况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施以当头一棒，虽然顾老夫子因欣赏其文采转而评价了“居即易矣”的好话，但此后的白氏于20多年里一直在长安没有像样的房子居住，先后在常乐坊、永崇坊、新昌坊等处寄居，其诗句“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常乐里闲居偶题》）和“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卜居》）中充满了长安房产昂贵难购的无奈。直到52岁时，诗人才转而在购房性价比高的东都洛阳履道坊买了一处二手宅园作为自己的终老之所。

    文化周末：随着历史的变迁，唐长安城的名人故居、寺观、园林今天都已不复存在，这些地方在今天的现场你都进行了实地探访。你认为今天记录、标注这些历史事物有何意义？这项源自兴趣、被一些人视为“无用”的寻“坊”研究给你带来了什么？

    崔凯：在做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每一处地点我都会带学生到现场踏勘。很多时候是骑着共享单车对照遥感影像寻找复原参考点，并感受城市地形变化。唐代的故址现在或是高楼大厦，或是一马平川的道路，或是成片的景观绿化带，留下的只有大的地势和地形。我们就这样结合资料去一一辨认推演，不仅拿唐代跟现代城市对照，也将清末民国时期绘制的西安地形图和拍摄影像相对照。在千余年的演变中，繁盛—没落—繁盛的落差对比，让人唏嘘不已。有一次天将拂晓时我经过今天的朱雀大街（即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看到街东的小雁塔，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同一条街、同一座塔，瞬间感觉时间在这里凝固，古今时空就这样交汇于一处。我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有穿越，那么今天的西安是最容易穿越的城市，因为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都藏着唐代的故事……

    如果说这部《唐长安城坊古今注》的出版及入选“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通俗读物项目”是对我这一研究的有形回馈，那么对长安这座千年古都的认知因寻“坊”而愈发立体、深入，则是我这个在西安生活超过二十年的“外省人”所获得的无形财富。对于国人而言，长安是座理想之城，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地。我仰慕她、热爱她，也希望继续研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