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医科大学师生在实验室开展研究。学校供图 重庆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前身）首届开学典礼。学校供图

   ■ “我们上医400多人到重庆建立医学院，一是服从组织，二是事业心，个个都是绝对服从没有二话，这是为人民、讲奉献，不讨价还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迁精神”影响了一代代重医人。据了解，建校68年来，重庆医科大学为国家培养了逾16万名医学人才，2023年在中西部工作的毕业生达60%以上，为国家的西部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持

    ■“一部西迁史，无疑是一部拓荒史，更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爱国奋斗史，是新时代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师生爱国主义情怀最生动的育人教材。”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60多年前，七天七夜溯江而上，400多人西迁创业。

    这是一首荡气回肠的凯歌。

    平地起高楼，荒原变校园，一所新型医学院在西南拔地而起。

    6月底，重庆医科大学2024届毕业生在离校之际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由学校赠送的《向西而歌——400位上医人西迁重庆的故事》，这本30余万字的创校历史人物传记，图文并茂地再现了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简称“上医”）的西迁前辈们白手起家、创建重庆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前身）的艰苦奋斗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弦歌西行，丰碑铭刻。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后人又将以怎样的方式铭记？让我们走近它、触摸它、仰望它。

    “这是为人民、讲奉献，不讨价还价”

    位于重庆医科大学校内的“西迁精神”主题展览，常有师生驻足凝望。

    上海第一医学院欢送专家赴渝合影、首届开学典礼大会、建院初期建设者合影……98岁高龄的西迁老专家郑惠连仔细端详着展览上一张张黑白老照片，记忆的闸门被打开……

    时间回溯到1955年初，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改变沿海与内地工厂及高校布局不合理的局面，中央决定上海第一医学院分迁人员至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得到迁院指示后，上海第一医学院立即开展筹建工作，成立了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上海第一医学院创始人、时任副院长的颜福庆担任主任委员，亲自主持重庆医学院创建工作，73岁的他亲赴重庆选定校址，规划学校和医院布局。

    回忆当年，“中央号召支援西南，你愿意去重庆支援建设儿科医院吗？”一道选择题摆在了郑惠连面前。“愿意！服从组织安排！”作为第一批赴渝开展建院工作的专家，郑惠连告别新婚不久的丈夫，于1956年正月初三抵达了重庆。

    然而，出发时的雄心壮志被现实浇了一盆冷水。

    20世纪50年代的重庆，“山高石头多，出门就上坡，地无三亩平，水电路不通”，与繁华的上海判若云泥。由于居住条件简陋，一些专家刚来时只能打地铺，晚上常伴着老鼠的吱吱声入眠。加之气候差异、饮食习惯差异、语言不通……西迁专家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

    “生活上的困难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压力最大的，是参与儿童医院的筹备工作。”大到医院选址、大楼修建，小到服装制作、器材采购，刚到而立之年的郑惠连都亲身参与。

    4个月后，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顺利开诊，结束了重庆无儿科专科医院的历史。郑惠连同时负责医院门诊、病房、药剂、检验等医疗管理工作，“整天忙得像只陀螺”。

    在西迁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时间，重庆医学院一期工程基本竣工。1956年9月1日，重庆医学院首届400多名新生会聚校园，掀开了学校崭新的一页。他们惊讶地发现，周围老师全说上海话，“感到有些恍惚，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这些操着上海口音的老师中有中国遗传学奠基人之一陈世騠、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王赞尧等一批享誉中外的医学大家。为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上医派出了“豪华阵容”支援重医建设，光功成名就的教授、副教授就有近30位。派遣工作历时5年，教师、医师、教辅医技和护理等各类人才400余人先后抵达重庆。

    每个看似平凡的选择背后实则是一个个家庭命运的扭转。

    为了表达扎根重庆的决心，时任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外科专家左景鉴将上海180平方米的复式洋房交还公家，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女来到重庆。当时尚在上医念书的大女儿“无家可归”，只能搬到学校宿舍居住。

    著名儿科专家石美森的小儿子在重庆出生，由于严重缺乏营养，患了典型的佝偻病，石美森给儿科系学生讲营养不良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佝偻病的症状和体征，常常带着小儿子去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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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医400多人到重庆建立医学院，一是服从组织，二是事业心，个个都是绝对服从没有二话，这是为人民、讲奉献，不讨价还价。”2004年，98岁的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钱惪在接受采访中这样说道。

    从青丝到白发，郑惠连曾经有重回上海工作的机会，但她选择留下。如今年近期颐的她仍坚持坐诊、义诊、开展育儿科普讲座，为儿童健康发挥余热。

    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西迁教职工都选择留下，如今健在的还剩下80多位。“重庆这片热土，我没有白来。跟着共产党，我的一生，没有白过。”郑惠连说。

    “大家唯一的信念，就是要把学校和医院建设好”

    建校初期的重庆医学院，百废待兴、万事待举。

    教学资源不足是学校面临的首要问题。由于重庆购买物资不易，学校开展教学、科研迫切需要的图书、标本、教材等物品，都是由上医支援的，包括最初开展解剖学教学使用的400具尸体，也是由上海运往重庆的。

    “那时回上海探亲，少不了要为公家采买一些医疗用品，医用手套、血压表以及零件、X光胶片等，我都买过。记得我有一次带了17件行李，母亲说，我不是来探亲的，倒像是来采购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副院长邵大保回忆道。

    采购仪器设备，亲手制作教具，投身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西迁专家们需要一人身兼数职，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困难不止于此。由于当时没有实验室，传染病学家张定凤曾经在办公室的走廊里，自己养兔子做实验。重庆夏天天气闷热难耐，再加上通风不畅，整个走廊都臭气熏天。

    “可即便是这样，也没人觉得苦，当时大家唯一的信念，就是要把学校和医院建设好。”邵大保说。

    繁重的建校任务下，重庆医学院始终没有放松对学生的培养、对科研的孜孜以求。

    对待教学，西迁专家们一丝不苟，坚守讲台。

    解剖教研室创建者王永豪常年讲授本科生解剖学课程，他能一边讲课，一边在黑板上绘制标本图像，他笔下的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神经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如艺术品。生物教研室创建者陈世騠上课从不看讲稿，但是各种知识信手拈来，总能把复杂的知识点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生……

    培养年轻医生，西迁专家们严格要求，倾尽全力。

    每当诊断课检查肝脾时，钱惪会亲自躺到检查台上，边做呼吸动作，边让学生摸肝脾，直到摸准确为止。重医附一院外科创建者林春业特别重视在病历中找出问题及时纠正，他要求每一位年轻医生务必做到病史记录翔实、诊断明确、治疗方案详尽、字迹工整，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重庆医学院1964届毕业生、重庆医学院附一院神经外科原主任唐文渊还记得，自己写的第一篇论文被时任神经外科主任朱祯卿改得面目全非。当他从老师手里接过那篇近乎重写的论文时，老师并没有作过多讲解，而是给他时间，让他自己去琢磨。

    “每一处修改的地方我都琢磨了很久，直到想明白为止。后来，我又写了第二篇论文，朱老师改动的地方就很少了。我那时才明白，朱老师是在培养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唐文渊说。

    艰苦的环境并未阻挡西迁专家们攻克医学难题的脚步，新中国医学史上的许多个第一由他们创造：钱惪带领团队筛选出“血防—846”，被认为是血吸虫防治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妇产专家凌萝达在国内率先提出头位难产及头位分娩评分法，是20世纪我国难产学术领域的重要丰碑；张定凤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病毒性肝炎研究所，在国内率先开展乙肝免疫治疗……

    重医大现有的4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内科学（传染病）、儿科学、神经病学、临床检验诊断学，都是上医西迁专家打下的基础。

    60多年过去了，西迁专家们留下的许多痕迹，都已经被时间的沙砾掩埋。但他们留在后辈身上的印记，非但没有被抹去，反而在岁月的长河里恣意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