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8月4日凌晨，世界杰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97岁。

    8月11日，李政道先生的追思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举行。

    会场座无虚席，白花装饰下显得更加庄严肃穆。人们回忆着与李政道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追念李政道先生在物理学领域的辉煌成就和为祖国科学明天的无私奉献，还原了一个心通天宇、情系华夏、淡泊名利、笃行致远、攀登高峰、求实求真的世界级科学大师形象。

    追思会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梁晨教授代替李政道先生长子李中清教授作为李政道先生家属代表宣读致辞。

    李中清在致辞中这样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爸爸还会说，我永远会是你的一部分，你永远会是我的一部分。尽管这个时候只有家人在身边，但我想，父亲这句话既是说给我，更是说给他多年来的各位老师、同道、朋友、永远的科学和祖国。”

    读到这里，梁晨的声音已经哽咽，与会来宾的眼里也涌上了泪水。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1 “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意义” 

    他在战乱中艰难求生、辗转求学，等待民族春天的到来

    翻开李政道的人生履历，在战乱中求学的岁月始终是他难以磨灭的印迹。

    1941年，日军入侵上海。李政道不愿意在日寇统治下读书，便毅然离开上海，开始了孤身流浪求学的日子。

    疾病缠身、敌机轰炸，也没有磨掉他极强的求知欲望。李政道在回忆江西赣州孤独无助的岁月时曾说：“环境再危险再艰苦，还是想办法鼓励自己生存下去。怎么鼓励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意义。都是生命，可我跟蚂蚁不一样，我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演变的，世界万物遵循什么规律，而蚂蚁不能。”

    1943年，为了追求当时西迁至贵州省遵义、湄潭办学的浙江大学，年仅17岁的李政道在战火中一路跋涉几百公里，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来到了贵阳。功夫不负苦心人，他参加了当年贵州考区的高中会考升学联合考试，以高分考进浙江大学，师从“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和“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按照系里的安排，束星北教授每周要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在《西迁浙大》一文中，有这么一段描述：一般学生只能问一些表面问题，听束先生讲解清楚后便离开了。只有一个学生能够与他讨论，就是李政道。这样，束星北教授的讨论课，开始总是被一群学生围着，到后来就成了一个大教授和一个刚进大学的一年级的新生面对面的交流。

    有这样的老师一对一教学，李政道很快就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点亮了他耕耘物理科学的心灯。

    然而，战争动乱，浙江大学不得已暂停办学，李政道转学到西南联大。在“冬冻夏暖”、拥挤破败、漏雨漏风的校园里，臭虫、空袭、饥饿，都没能把联大人打倒，李政道也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成长。

    据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西南联大》记载，在这抗战的大后方，李政道对前方战士能在疆场上浴血奋战，感到无限仰慕，国家受日寇铁蹄蹂躏的耻辱时时刻刻在他心中激起波澜。当时联大的校训为“刚毅坚卓”，同学们以此为铭，鞭策自己。每当傍晚时分，他便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起漫步在田埂上，纵谈天下大事，吟诵联大的校歌。

    从嘉兴、赣州，再到破格进入西南联大，辗转多地，李政道的求学之路深深烙上国家民族遭受战乱的印记。但是纷飞的战火、艰苦的学习条件、无法保障的生活，从未动摇李政道苦读报国的决心。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曾回忆，那时李政道学习异常刻苦，“每日来我处，要我给他更多的阅读物和习题，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

    1946年，吴大猷推荐李政道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那时他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少年，意气风发，对科学充满渴求，26年后再回祖国，已是卓有声望，誉满全球。

    1956年，李政道晋升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年仅30岁，创下该校创建200余年来最年轻教授的纪录。1957年，年仅31岁的李政道就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之后，他还在分立动力学理论、高温超导理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等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 “所有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人”

    他陪伴和见证了我国高能物理艰难而又成功的发展历程

    李政道在学术界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他一直心怀祖国，想着有朝一日用所学回报养育他的祖国母亲。曾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秘书长的柳怀祖是李政道一家的挚友，在柳怀祖的印象中，只要文书中不是一定要用“中国”的地方，李政道总会使用“祖国”。

    中美关系破冰，年近五十岁的李政道迫不及待地与妻子一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热土。没有人能想到，李政道这一来，将推动北京的科技发展迈上新台阶，将为中国高能物理前沿探索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

    1972年，张文裕等18人上书周恩来总理，建议建造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经过国内专家们的讨论，决定先建造一台40GeV的质子同步加速器，以后再建1000GeV的同类加速器。

    然而，对这一加速器方案，李政道并不同意。在他看来，这样的方案只能跟着西方爬行，做不了任何物理，永远赶不上西方的发展速度。为此，他建议改做2×22亿电子伏正负电子对撞机，并表示可以让斯坦福加速器中心的所长提供帮助。

    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现第一次正负电子对撞，《人民日报》称“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然而，从物理目标的选择到加速器方案的确定，从物理研究到国际合作，没有李政道殚精竭虑和全力以赴，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和成功。

    除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值得一提的还有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2003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在大亚湾建造一个中微子探测装置，寻找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测量其振幅（sin22θ13）。李政道花了相当多的时间阅读文献，找国际上的相关专家研讨，并与美国能源部科学局高能物理办公室沟通，了解他们的态度。最终他在2004年表态支持这个项目，并强烈支持中美合作开展这个项目。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所长陈和生介绍，李政道非常敏锐地认识到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是中国粒子物理发展的一个机遇。他积极支持、到处奔走，帮忙落实方案设计、经费以及中美合作。同时不遗余力地推动北京同步辐射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散裂中子源等中国高能物理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为此作出了非常关键的贡献。

    李政道曾说：“所有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人，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人，精神相连……”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

    3 “比我做宇称不守恒有意义” 

    他为中国科教事业“破冰”，推动高端人才培养阔步前行

    如果说李政道的前半生是他作为物理学家熠熠生辉，他的后半生则是在为中国的科教事业砥砺奋进。中国科大少年班的诞生、CUSPEA计划的实施、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创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国高端人才培养逐渐阔步前行。

    1974年，李政道夫妇偕次子李中汉回国。参观复旦大学时，他看到学校唯一的研究工作是测量几只大电灯泡的功率时，忧心如焚，写出了《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这是一份如何培养人才的建议书。

    他提出，用全民选拔方式选出少数十三四岁且有条件培养的少年，连续培养一段时间使之成为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人才，即培养“一支少而精的、不脱离群众的中国基础科学工作队伍”。这正是“少年班”的雏形。

    197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简称“少年班”。少年班的创办，在全社会引起了轰动，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努力学习，我国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大幕也自此拉开。

    多年后，李政道回忆：“我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

    “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错过了经典力学的17世纪，错过了电磁学的18、19世纪，错过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20世纪，绝不能再错过21世纪。”在李政道看来，有现在的基础科学才能有将来的应用科学。要中国人在科学上有不断的新成就，能开辟出自然界中还没有人到过的新天地，必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