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

　　今天，本报推出特别报道，一起致敬最闪亮的星！

　　——编者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振义——

医教双馨 济世育人

新华社记者 袁全

　　他奠定了诱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确立了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上海方案”；他无私公开治疗方案，只为使更多患者受益；他年逾耄耋仍奋战在医学救治一线，为青年医生指点迷津。

　　人生百岁之际，这位集大成于一身的医学泰斗却认为自己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病人负责。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

　　攻克最凶险白血病“第一人”

　　王振义说，从穿上白大褂第一天起，他就真心喜欢这个职业，喜欢为病人解决问题后的成就感。

　　1948年，王振义自震旦大学医学系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留任广慈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1952年，王振义开始在著名内科专家邝安堃的指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

　　1959年，王振义第一次以医生的身份“遭遇”白血病。然而，曾立志“攻克白血病”的他，败了。

　　但王振义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除了问诊、查房，他就泡在图书馆、档案室翻阅资料。面对试验一次次失败，他只轻描淡写地说：“失败了就再继续。”

　　经历数年苦心探索，王振义终于迎来突破：全反式维甲酸可以在体外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诱导分化为正常细胞。

　　那一年，他陆续采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23例患者病情完全缓解。他将相关成果写成论文发表，立即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

　　王振义的求索并未就此止步。他和学生陈竺、陈赛娟等一起，创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疗方法，让这种最凶险的白血病五年生存率从10%提高到97%以上，成为第一个可被治愈的白血病。

　　不计名利“只想病人能好”

　　随着全反式维甲酸的治疗方案逐渐得到各国医学界的验证，这位来自东方的医者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然而，此时的王振义一心只顾着一件事：如何让全世界所有的患者都能尽快用上这种药。“钱或者名誉的问题，我不会去想，我只想病人能好。”他说。

　　王振义的书桌上，珍藏着一份“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宣誓词”，一张普通A4纸上，有两句话被他手动加黑：“余于病者当悉心诊治，不因贫富而歧视，并当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深造，以期造福于人群”“余于正当诊金之外，绝不接受不义之财”。

　　王振义的医者大爱也不仅局限于病人，多年来，他善行的步履从不停歇。

　　托学生捐款给汶川大地震伤员、每年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定期捐款、取出积蓄设立青年医师奖励基金……2020年，王振义将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的百万元奖金全数捐赠给瑞金医院“广聚善爱”（慈善）基金项目，至今已有65位受助者的病情得到缓解或治愈。

　　他学术成果卓著，但总是将成果归功于团队，把合作者特别是年轻人推向前台。

　　1994年，王振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仅一年后，他就主动将时任所长的位置让给年轻人。他说，因其心之所系，非个人得失，“让位给有能力的年轻人，我们的事业才能始终向上”。

　　把学术财富留给年轻人

　　如何建立一所名副其实的医科大学？

　　1985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这个问题在时任校长王振义的心头久久萦绕。

　　经费不足、设备不好、人员不够……面对薄弱的学科基础，王振义决心把眼前的难题一项项攻克。

　　他四处奔波申请经费添置设备，建立重点实验室；派出学生赴法留学，与多所国外医学院建立合作，让人才培养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至今记得，王老曾将自己的毕业论文亲手修改了10遍。

　　2003年，年逾古稀的王振义刚从临床一线退休，就为自己布置了新的任务——每周一次“开卷考试”，即每周初由学生提交疑难病例形成“考卷”，他查询完中外文献，亲自带领学生一起探讨交流，教学相长。

　　从医执教75年间，王振义共带教33名硕士、22名博士。当年那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实验室，走出了陈竺、陈赛娟、陈国强三名院士，留下了“一门四院士”的佳话。

　　据新华社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晋藩——

躬耕法史 倾情杏坛

本报记者 柴葳

　　有着72年教龄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鲜少提及自己之于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开创性贡献，也将那段推动中国在世界法制史发展进程中发出自己声音的独特历程视若平常。这位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老教授，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一名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

　　当下，94岁的张晋藩想得最多的，是继续尽力将所有为学、 为事、为人的知识和道理都教给学生，培养更多党和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使“后继不乏人，后继更胜人”，进而为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个好的老师会影响学生一辈子

　　作为新中国首批法学博士生导师，张晋藩创造了多个“第一”：招收培养了我国第一届法律史专业博士生、第一届法学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并主持我国首个且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

　　从1984年招收第一届法律史博士生到如今，张晋藩培养博士生百余人，遍及多所法学院校，他们已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中坚力量。

　　1984年考进中国政法大学，后来担任该校副校长、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的朱勇，如今仍清晰地记得张晋藩上的法制史“第一课”，“将整个法制史学科格局和脉络清晰地描绘了出来”。

　　在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的10余年间，张晋藩主张建立一种兼容并蓄、博取众长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他主持建立了导师组制，广聘校外各学科领军人物作为导师组成员，让学生有机会接受多方教育。

　　“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老师、好的学风，会影响学生一辈子，所以作为导师培养博士研究生，于我而言责任重大。”每当新生入学，张晋藩都充满了欢喜；当他们学成告别而去时，他亦有深深的不舍与期许。

　　在研究和教学之路上不断开风气之先

　　“党和国家已经给予我太多。我想，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全力以赴把法制史的学问做好。”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张晋藩留校任教，从此在中国法制史研究和教学之路上辛勤耕耘，不断开风气之先。

　　1979年秋天，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同年，张晋藩开始主编《中国法制通史》，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9年。

　　“在1979年以前，世界上曾经召开过3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这对我而言是个极大的触动。”张晋藩坚信，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既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980年1月，张晋藩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有20多人出席，这几乎是当时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的全部人员了。《中国法制通史》的编写突破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成书1999年正式出版，共有10卷本、500余万字。

　　让中国法制史研究进入世界视野，这一步的迈出重若千钧。

　　此外，张晋藩牵头历时23年编辑出版《中华大典·法律典》，耗时16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发表新中国涉及古代民法第一篇论文，撰写享誉学界的著作60余部，编写30余部专著和20余部教材，发表专业论文430余篇，其部分专著和文章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出版。

　　在学术道路上，依然“载欣载奔”

　　至今，张晋藩仍然保持着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工作、晚上12点休息的节奏。在七十寿诞时，张晋藩将自己新出版的文集命名为《未已集》，表示“在学术道路上，依然‘载欣载奔’”。

　　“学术研究是艰苦的，但几十年来，我始终乐此不疲，成为生活中的习惯。”张晋藩说，时间越久，越感到知识的不足。

　　生于“九一八”事变前一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伪满洲国读小学的经历，让年少时的张晋藩朦胧地意识到，正确理解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自信、自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当年难得的温暖记忆，就是父亲在睡前教他读赵孟頫《读书乐》，春夏秋冬四季读书各有乐趣。尽管当时不解文章深意，但“读书最乐”却深深地印在了张晋藩童稚的心里。

　　“我虽已是鲐背之年，却如伏枥的老骥，还想多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工作。我只是踏出了一个路径，期待后学把它开辟成通向法制史科学殿堂的一条大道。”张晋藩说。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黄大年——

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

本报记者 杜亚丽 刘少利 李莹

通讯员 曲家伟 关升亮

　　他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我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为中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他教书育人、拼搏创新，成就显著、功勋卓著，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