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近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指出，当前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必须以更加灵活的政策和机制积极参与竞争。

  顶尖人才的流失，当然值得高度关注。当前，为了让顶尖人才“回归”，我国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在今后的推广上仍不乏调整的余地和空间。

  在有关部门看来，防止人才流失“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针对性地推出引进计划。然而，恰是这种人才计划思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让顶尖人才自愿回归，且把我国作为事业发展沃土的基本生态。

  对于我国顶尖人才流失的现状，有关部门应该分析深层次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地采取“点对点”的引进办法，这些引进办法即便再灵活，也无法改变其行政性色彩。

  在笔者看来，我国最缺的是让每个人才公平竞争的人才发展环境。具体表现在，不同院校、科研机构有不同的级别、层次，而由于院校的等级不同，在其中工作的教师、科研人员的地位也不同——公办院校的教师，相比民办院校的教师，有编制、福利的优势，在评职称中也被优待。在“985”、“211”院校的教师，获得课题、经费的机会要远高于其他学校的教师。除此之外，在同一个单位内，教师、科研人员还被各种学术头衔、职称分为不同的等级，一校之内就能排出院士、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教学名师等座次，而教育资源、学术资源都朝少数有头衔的人身上集中。青年教师通常生活在学术圈的最底层，在漫长的等待中经历“媳妇熬成婆”的过程。面对这种环境，还有多少有学术理想的青年学者，愿意在其中博头衔、争名声呢？去年我国科技界曾围绕一名博士生“逃离科研”展开讨论，最后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要让学术自治、学术平等。

  随着旨在灵活给予少数优秀人才特殊政策、丰厚待遇的“千人计划”的实施，很多高校、科研机构都把有多少“千人”作为学术政绩，而入选“千人计划”的学者，一旦入选，就成为“学术人物”。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将加剧学术的功利化取向。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1%，“985”高校有39所，“211”院校有112所，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可谓不少，包括耶鲁大学校长也羡慕中国大学的硬件设施，高校的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人才逐渐增多。在这种背景下，“出国留学热”为何始终高烧不退？在笔者看来，“出国留学热”的背后，也有教育等级化的因素作祟。等级化既保护了劣质教育，一些学校靠“工程”、“计划”维持自己的地位，也制造了“低等教育”，我国许多二本、三本院校和高职高专长期抬不起头，少部分被这些院校录取的学生甚至要么选择复读，要么选择出国留学。

  进一步说，等级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就业公平。针对今年的严峻就业形势，有关部门发文要求各用人单位（尤其是国企）不得有学历歧视，教育部还明确要求所属各校在招聘时不得明确提出“985”、“211”院校要求。这确实是在重视就业公平，可溯本求源，国家在发展高等教育时，推出的各种“工程”、“计划”，为什么反成了用人单位拿来“卡”毕业生的门槛？这不是很值得追问吗？同时，比起各类人才计划，明确强调人才的“出身”——诸如要海外求学经历、要是名校等条件相比，用人单位的学历歧视，算得上什么呢？

  如果真正意识到顶尖人才流失的严峻形势，那么，就必须为所有人才提供平等的发展空间，这才是政府部门更应该做的。当然，相比人才计划可以通过立项、评审增加人事权，为所有人才创造平等的事业空间，需要的是政府部门放权，这或是有关部门总爱强调形势严峻，然后推出各种计划，强化行政权力，却不愿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