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1964年生，江苏兴化人。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做过教师、记者、文学编辑，现为“南京大学毕飞宇创作工作室”教授。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作品曾获第一、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台湾开卷好书奖，法国《世界报》文学奖等。作品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世界各地发行。

    讲述了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作者希望结识黑暗里的他们，反思光明中的自己。

    1976年，高中毕业生端方回到家乡王家庄，他将经历怎样的爱情？平原涌大海，峰起潮落，青春祭日月，暗红枯白。

小说展现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与周遭、与时代之间普遍而又奇特的关系。?以上三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青衣》、《哺乳期的女人》、《大雨如注》等7部中短篇小说。《中国好小说·毕飞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随着电视剧《推拿》和话剧《推拿》的播出、上演，著名作家毕飞宇这部2011年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又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长篇小说《推拿》被誉为“独一无二的文字推拿”，彻底而生动地还原了一个盲人世界，评论者评价这部作品彰显了毕飞宇的小说功力，从头至尾洋溢着令人沉醉的“体温”。借助这份阅读的温度，本期我们约请曾经的中学语文教师、现供职于南京素养教育研究中心的姜广平先生与作家毕飞宇进行对谈。姜广平不仅是毕飞宇的同乡，还是高中同学、大学校友，这份对毕飞宇其人其文的熟稔使他早在2000年即以对话体文学评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深度解读了毕飞宇的作品。此番两位老友再次对话，不过，这次的切入点不是文学，而是教育。——编者

    ■姜广平

    谈《推拿》

    “小说的魔力引领我进入看起来无法进入的世界”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最近中央电视台热播《推拿》，观众感动的是，用卑微的心也能照亮世界。甚至，正是这些卑微的心照亮着世界。我知道许多人问过你写这部小说的动因，但我仍然希望从这个问题进入我们的对话。

    毕飞宇（以下简称毕）：凤凰卫视的“名人面对面”栏目采访时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写这个作品是个意外。我因为受伤去做推拿，就和推拿室里的按摩师成了朋友。有一次，其中一个小伙子和他女朋友请我吃饭。结果吃完饭出来，楼道里黑咕隆咚的，灯坏了。我一看外面这么黑，就拉着他女朋友扶她下楼，但伸手不见五指，所以我的脚就很犹豫。还没犹豫完，女孩手一拉说毕老师我带你走。噔噔噔噔特别快，就把我从五楼带下来了。到了楼下的时候她说，毕老师你看你不如我吧。

    刹那之间我感触特别多。因为在黑暗里，明亮的眼睛归零了，而看不见光亮的盲人，因为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在特定环境下，形成了一种步行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她的眼睛。你看看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转换，在黑暗中本来我是想帮助她的，她却来帮助了我，而且这个过程如此有趣。如果你没有跟盲人打过交道，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你终身都体会不到。一刹那我就想写一部小说，就在这个点上，它来了。

    在大部分时候，我们痴迷于生命的长度，其实，宽度一样有意思。一个人如何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生命呢？写小说无疑是一个好办法。小说有小说的魔力，它会引领我们进入那些看起来无法进入的世界。本质上说，促成我写《推拿》的原因和我写别的作品没有区别，那就是我对别人有好奇心。

    姜：毕竟是写盲人这个你并不十分熟悉的人群，写作过程中有什么不同吗？

    毕：《推拿》的写作和其他作品的写作没有太大区别。当然，在写作过程中，我对自己也提了一些要求，那就是处理好人物的关系。你知道的，《推拿》的体量很小，人物却非常多，如何在这样小的体量里包裹那么多的人物和人物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考验。为什么要选择小体量呢？原因很简单，盲人的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天高地迥”的世界，如何呈现小说内部的逼仄和拥挤？只能是小体量。小说家都贱，都喜欢给自己设置障碍和难度。跨越障碍和难度，你只能从小处入手。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从大处想，往小处做。

    姜：《推拿》里有很多教育内涵可以挖掘，诸如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励志教育及价值观的建立等。看来，读师范学院、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任教，这些经历让你无法忘情于教育了。

    毕：是的，应该说，我是有些教育情结的。这些年来，我真正关心的其实是教育和计划生育之间的关系问题。你也知道，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家庭格局变化了，家庭伦理也变化了，这些东西必然会体现在教育上。我说过一句话，因为独生子女，我们做父母的都是神经质的。为什么呢？我们输不起。一个人输不起是很不好看的，一个家庭输不起也是很不好看的，一个民族输不起就更不好看了。什么时候我们输得起了，我们的文化就会变得大气、从容，我们的教育也才会跟着大气、从容。

    谈教育

    “小说家和教育有点瓜葛，怎么看都是件好事”

    姜：我们不妨列举一下你的关涉到教育的作品：《哥俩好》、《好的故事》、《地球上的王家庄》、《哺乳期的女人》、《彩虹》、《玉秧》、《家事》、《写字》、《白夜》、《相爱的日子》等。当然了，这些作品都写到教育，可又觉得光是教育也装不下这些作品。像《好的故事》、《玉秧》，只不过是因为事情发生在学校，可能也并不能被当作真正的教育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儿童视野里，则又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

    毕：我一直关注教育，这是真的。在我看来，对一个民族来说，没有比教育更大的事情了。和教育比起来，ＧＤＰ实在算不了什么。无论ＧＤＰ有什么闪失，过几年总能调整过来，实在不行，十几年二十几年也就够了，可是，教育一旦出了问题，一代人就废了，一代人废了，文化就会变异，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事实，它的影响力可以延续一百年，甚至更久。

    姜：在非常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青衣》中，剧团里筱燕秋与春来是师徒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教育关系了。当然，从文学上看，她们的关系则更为复杂。

    毕：剧团里的师徒关系就是任课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甚至是班主任和学生的关系，怎么不是教育呢？当然，这样的师徒关系有一点是特殊的，他们之间有竞争。我想这是有趣的，当师生之间、领导与部下之间有了竞争，会是怎样的一种盛况呢？

    我很在意竞争之间的公权力，公权力会参与竞争吗？我的回答是：公权力不参与个人竞争，这是一个好社会；公权力一旦参与了个人竞争，那就必然是一个不良的社会。

    姜：我想到了你的长篇处女作《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其中的耿东亮，既是音乐系的大学生，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钢琴教师，这算是一篇真正的教育作品了。你写过这么多教育作品，称得上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教育作家”。因为写女性特别出彩，过去有人说过你是“女作家”。我觉得，你还应该是“教育作家”，你写教育的笔触伸到了我们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毕：“教育作家”是一个神圣的称号，我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可我真的不敢当。我关注教育说到底和我的家庭有关，我们家祖孙三代都从事教育工作，我年轻时读的是师范学院，现在的身份是大学教师，我关心教育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一个小说家和教育之间有点瓜葛，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

    姜：最近读了你的《大雨如注》，我发现，你这篇小说对教育的思考愈发深刻了。

    毕：谢谢你的鼓励。这篇小说其实就写了一件事,我对汉语未来的担忧。你也知道的，我不可能是一个狭隘的种族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放弃对汉语的感情。汉语毕竟是我的母语，它的处境又是那样糟糕，我滋生出担忧的情绪是正常的。当然，《大雨如注》的难点就在于，不能因为对汉语的处境担忧，就对外语、尤其是对英语抱有必然的敌对。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纠结，话又说回来了，我写所有的小说都纠结，没有纠结就没有我的小说。

    姜：我自认为是很好的文学读者，可还是没有读出你的这层隐忧。看来，大作家的心灵空间的确是浩浩荡荡无边无垠的。这恰恰说明了一个真理，一部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误读史。而且，也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才会存在误读。一条小溪，清澈见底，怎么也无法与大河大江大海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