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清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另一说我是客，不是我）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
但事实上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可以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辟如在战国时代的竹简中就可以见到“└”型符号，通常表示一篇文章的结束；又如“▄”作用就融合了现代的逗号与句号，用来表示断句。在古人的记载中，《宋史·何基传》称赞何基：“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自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其实，远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时代，中国就已有一种颇为奇特的标点符号萌芽了。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增韵》云：“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收了“、”号（丶），解释：“有所绝止、而识之也。”还收了“（）”号（?），解释：“钩识也。”清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今人读书有所钩勒，即此。”，因此中国古代只不过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而不是没有标点符号。
又因为古代文书普遍不加标点符号，会给未加训练者造成阅读的困难，因此在1919年11月29日，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联名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新书”。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标点、分段并出版了《水浒传》，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中国的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