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圈栏的野猪:用行动者的热血,来填补人生那苍白的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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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夫

  【编者按】野夫,又名土家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论文、剧本、报告文学等约一百多万字。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获台北2010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本文为野夫在“一席”武汉站所做的《在路上》演讲全文。

  法国有一个学者写过一本书,叫做《无所在的故事》。他把人的生活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所在”,一种是“无所在”。

  什么叫有所在的生活呢?他的描述是这样,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程序里面,比如说你每天从家走向单位,从单位走向菜场,然后从菜场走回你家的厨房。你的一生沿着这样一个固定的道路,重复着,偶尔有一点点意外。

  那还有一种人生呢,叫无所在的状态。就是当你踏出家门的那一刻,你就不知道明天你在哪里,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你在每一个码头、车站,甚至每一个大街转角的地方,你都有可能因为踩住了一个少女的裙边,因为一声道歉,而产生一场意外的爱情,或者其他的故事。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所在的生活,我的一生就这样走在路上。大家看见我已经50多岁了,还像一个老操哥一样地活着。

  但是过去的我并不是这样。

  我也曾经在有所在的生活中,度过了我的27年。在我童年、少年、上大学、青春,在我们那个年代,我198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分到一个单位。每天上班,按照领导的部署每天做着同样重复的工作。

  我是一个山里的孩子,每一个边镇小镇长大的孩子,都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向往,都渴望走向远方的道路。远方一直是我们心中永恒的诱惑。

  而那个时候,我们上完大学又分回了故乡,觉得自己的一生都会埋葬在那个山沟里面,道路对我们构成一种诱惑,也对我们构成一种折磨。

  许多年前,民国时期,同样在武陵山区,另外一个湘西青年,沈从文,他在湘西的一个最大的军阀手下做文书,那个军阀叫陈渠珍,他完全可以在那个部队里面成长,当官,但是他怀揣着一个远方的梦,饥寒交迫地来到了北京,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那这样的故事也激励着后辈的我们,我一直想走出深山,但在那个年代,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中国是一个不能自由迁徙的国度。今天大家看到的可以自由迁徙,只有很短的历史。过去我们的农民进城,甚至十几年前我们的农民进城,都要必须无数个证件,才能来到你自己祖国的其他的地方,没有单位介绍信你是没办法走出远方的。这个国家一切都体制化了,把每一个人,都奴役在它的一个网格之中。

  我们要想走向自己的远方,踏上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1985年来到武汉,不敢自己冒昧地过来,而是拿省作协的介绍信才过来。考上武大,之后分配到海口市公安局当了警察,哪怕我已经离开了故乡,走向了远方,走向了天涯,但是还是在体制之内,而且在体制的核心部门。

  警察系统是一个半军事化单位,下级要服从上级,每天要必须去执行任务。去蹲守、去便衣化妆、去晚上搜捕,去抓妓女,我审过成百上千的妓女。这样的人生对我来说,它是我需要追求的一份生活吗?

  我一直质疑着自己的生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出口。

  1989年,我决定从此离开这个体制,踏上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道路。那个晚上,我在痛哭喝醉之后,写下了几千字的辞职信,然后第二天,用警帽端着自己的警官证、肩章、徽章、警号、手枪等等这一切走向办公室,非常神圣地给我的领导们说,老子不干了。

  在那样一个年代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很少或者说很少有中国人,敢公然背叛自己的体制,敢公然背叛自己被规定的道路。我尝试着这样去做了,而且义无反顾。甚至在后来的审查之中,我的局长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现在要是检讨,要是悔过,要是交代,我们还可能把你留下,但是我放弃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了我的故乡。成了一个烟厂的工人。

  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但是不能多说,就是我突然又从警察变成了一个囚徒,而且就在这个附近不远的地方坐牢。

  坐牢的生活当然是被规定好了的。每天六点钟吹哨子集合,每天要六次点名,每次点名你都要立正答:到!

  这就是我的被规定的生活,我一生都不喜欢这种被规定,我一生渴望自由,我渴望自由带来的全是锁链,但我相信我会挣脱它。

  1995年我回到人间,那个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我家破人亡了。

  武汉是我的伤心城市,我决定离开它,再次踏上道路。我的一个兄弟叫李斯,今天没有来,他原来说要来的,是中国著名的一个翻译家,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下岗的知识分子。他和另外一位朋友送我到武昌南站,1996年的正月十二,是中国所有的农民工开始蜂拥而出打工的时候。

  在武昌南站的门口,所有的农民工背着卧具、被子、行李,蜿蜒曲折地在南站门口排着队。警察保安不断地训斥,不断地用脚踢那些农民。排好一点队,不许插队等等训斥来自于我的耳边。我们三个人默默地跟随着在队伍之中走,我对我的兄弟李斯说,我从此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我说,我心态非常平和,这就是我的道路的开始。

  我的另外一个来送我的好朋友,最奇怪的是他给我拎了一口锅来,他非要我带着这口锅到北京去。我说,我已经有换洗衣服,我不能带一口锅去。他担心我在北京需要买锅,需要埋锅造饭。我说我要是带了这口锅离开武汉到北京去的话,我一生都会抬不起头来。这口锅你必须把它带回去,否则我就在铁轨上把它砸碎。因为古人说,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锅砸碎了,这个命押上去了,赌进去了。

  于是我的朋友终于把他的一口新锅拎回去了,我没有带着。我相信这个世界,我所到之处都有我的锅。(掌声)

  我怀揣着这样的信念去了北京,在北京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活。成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也完成了原始积累,又过上了一个规范的生活。

  居家过日子,生活一天天开始沉闷起来。每天晚上要打电话向全国各地讨账,因为各地的批发商都欠我的账。我活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活得像一个黑道人物一样,而且不惜在电话里面威胁:你欠我的钱再不拿来我一定要找上门去。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再一次醒悟了。我想我还是应该踏上我的道路。于是,离婚,把所有的财产放弃,一个人开着一辆破车离开北京,到了云南。

  再次踏上了我的道路,就像我的背景这幅画一样的铁轨,这是我一个朋友画的,这个画家叫孟煌,现在在德国。他的这一组画的主题就叫“在远方”。

  我到了大理之后,又一次把自己洗白了,又一次一无所有了。于是我开始写作,到处行走、访友、喝酒。我突然发现我真正地在46岁以后,找到了我真正渴望和喜欢的生活。

  我结交了天下无数的义人,我们行走在公益的路上,默默无闻地做很多很多的慈善的、维权的、救助的、公益的各种各样的好事,我结识了这个世界上一批真正怀揣着良知,为了自由而奔走于途的人们。他们就像当年墨子的子弟一样的行侠仗义,扶弱抗暴。

  这都不是我的虚构,我一直说江湖不死,江湖社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心底。这些年来我做过无数次关于江湖的演讲,我们这些喜欢道路的人,喜欢自由的人,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开始革命。

  革命不意味着是暴力,我最喜欢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如果没有一种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深刻的革命,即使有一场社会的革命,我们依旧还会活在奴役之中。

  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没有了,皇室没有了,但是中国人的奴性到今天为止还一直残留着。

  那么在路上的人生,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是对体制的一种挑战,一种背叛。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个性之中,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活好,我们把真与爱的火种传遍天下,那这个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获救。

  我在我的这种在路上的生活中感到了特别的快乐,无论是方外之交,无论是底层的,那些普通平民,还有那些草根知识分子,就像刚才大家听见的这位乐手,莫西子诗。在我的行走的路上,我结识一大批这样的民谣歌手,就像大家熟知的周云蓬啊等等这些人,俊德啊舌头乐队的。这样一些乐手我为什么喜欢他们,我在我的行走的路上经常看见他们,到了黄昏摆一个地摊儿,自弹自唱,为孩子挣一点点奶粉钱。这是他们真实的生活。

  但是当你驻足坐下来,听他们的歌声,听清楚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歌声里面,有非常美丽的诗句,有非常警醒人的很多哲理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乐句,在嘲弄批判着这个恶世。

  他们也要行走在路上,他们不行走在路上他们就无法生活。他们一点点地走,一点点去挑战着黑暗,一点点地嬉笑怒骂着他们所不习惯的锁链。

  我们都各自行走在自己的命途之中,我们必须对自己规定的命运进行一场反叛,否则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每个人一生要么早夭,要么寿终。早夭和寿终,如果它是一个平庸的生命,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喜欢把自己的生命过得特别精彩,我们去结交每一个朋友,就像阅读一本本不同的精彩的书一样。

  我是在这样的路上,因为结交了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于是我开始写作。写作给我带来了生存的资源,也给我带来了荣誉,带来了尊严。

  我从我的故乡那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小镇出发,湖北省的最偏僻的那个角落,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今天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甚至出国,欧洲、美国、东亚。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少年的梦,一直激励着我,就是我们被道路诱惑着。

  我们如果一生在一种有所在的生活下,完全地循规蹈矩地忍受着自己的那份被奴役的生活,我觉得那样的生命是可悲的,至少是让我感到可怜的。

  我常常喜欢鼓励,现在的年轻人,包含我也有孩子,我的孩子可能跟在座很多人一样,甚至比你们还大一点,我都鼓励他们去漫游。就像刚才这位莫西子诗的最后一首歌的主题一样,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当我离开体制,当我写出报告,背叛体制,发誓放弃很多人眼中一份很有权力的工作的时候,很多人是充满了害怕的。我的母亲父亲都为我害怕,我的朋友都为我担心,事实上,厄运有多么可怕呢?不就是像我那样,失去几年自由嘛?

  在那失去几年自由的日子里面,锻炼了我的人格,训练了我的力量,使我更敢于挑战。我觉得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怀揣着一种雄性意识去生活。不要害怕,在这个时代,活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不去偷不去抢我们一样可以活得非常的好。

  我常常对我的女儿,那时她在北京,我经常开着车带着她。我说,你看看那个路边拎着一桶水甩着毛巾的人,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就像你父亲当年来到这个城市一样,从中国的各个乡村来到北京,他们没有生存技能,没有人缘关系,但是他知道,买一个塑料桶只要几块钱,拎一桶水,拿一个毛巾,在路边甩手帕,洗车,他们也可以活下来,就在这个城市。

  生活,只要你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很低的话,你永远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的草根。大家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大学生,我要去摆个地摊儿会很没有面子。不要有任何一点虚荣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们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即使我们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我们也应该白手起家,也应该沿着自己的道路走,而不是要完全去沾父辈的光。

  我喜欢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前几天在大理遇见了一个老大姐,75岁,她看见我认出我来。她说我是你的粉丝,她要跟我合影,我很难想像有一个75岁的老大姐会是我的粉丝。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她说我上微博啊,上网啊。我说75岁还上微博吗?她说,你太瞧不起我了。她说,我55岁的时候,我在新疆生活了55年,55岁终于退休,之后我才开始我的人生。从新疆出发,现在行进了大半个中国。65岁的时候在三亚去学习潜海,72岁的时候徒步进入西藏,一直过着背包客的生活。

  我问她最近在大理做什么,她在大理做志愿者。一个75岁的人做志愿者,就是到每一个她喜欢的客栈或者书店,就说,我给你打一份义工,不要工资,你只给我一个住的地方。她就这样地活着,一个老大姐,75岁的老人,跟着很多年轻人徒步穿越。

  她说,有一天我就这样死在路上,我会觉得非常高兴。我终于从55岁开始了我的真正的生命。

  在大理还有一个老人,今年将近80岁,在大理的人民路。我现在说到这儿,你们以后每一个去大理的人,都会在人民路上看到我说的这样一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