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晚稻收仓了，春花也种下地，父亲穿着草鞋去山里砍柴。他砍柴一为家烧，二为卖钱，一元一担。父亲一天砍一担半，得一元五角。那时我不知道山有多远，只知道鸡叫三遍时父亲出发，黄昏贴近家门口时归来，把柴靠在墙根上，很疲倦地坐在台阶上，把已经磨穿了底的草鞋脱下来，垒在门墙边。一个冬天下来，破草鞋堆得超过了台阶。

　　父亲就是这样准备了大半辈子。塞角票的瓦罐满了几次，门口空地上鹅卵石堆得小山般高。他终于觉得可以造屋了，便选定一个日子，破土动工。造屋的那些日子，父亲很兴奋。白天，他陪请来的匠人一起干，晚上他一个人搬砖头、担泥、筹划材料，干到半夜。睡下三四个钟头，他又起床安排第二天的活。我担心父亲有一天会垮下来。然而，父亲的精力却很旺盛，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在屋场上从这头走到那头，给这个递一支烟，又为那个送一杯茶。终于，屋顶的最后一片瓦也盖上了。接着开始造台阶。那天早上父亲天没亮就起了床，我听着父亲的脚步声很轻地响进院子里去。我起来时，父亲已在新屋门口踏黄泥。黄泥是用来砌缝的，这种黏性很强的黄泥掺上一些石灰水豆浆水，砌出的缝铁老鼠也钻不开。那时已经是深秋，露水很大，雾也很大，父亲浮在雾里。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晃破了便滚到额头上，额头上一会儿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等泥水匠和两个助工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把满满一凼黄泥踏好。那黄泥加了石灰和豆浆，颜色似玉米，红中透着白，上面冒着几个水泡，被早晨的阳光照着，亮亮的，红得很耀眼。

　　父亲从老屋里拿出四颗大鞭炮，他居然不敢放，让我来。我把火一点，呼一声，鞭炮蹿上了高空，稍停顿一下便掉下来，在即将落地的瞬间，啪那条红色的纸棍便被炸得粉碎。许多纸筒落在父亲的头上肩膀上，父亲的两手没处放似的，抄着不是，贴在胯骨上也不是。他仿佛觉得有许多目光在望他，就尽力把胸挺得高些，无奈，他的背是驼惯了的，胸无法挺得高。因而，父亲明明该高兴，却露出些尴尬的笑。不知怎么回事，我也偏偏在这让人高兴的瞬间发现，父亲老了。糟糕的是，父亲却没真正觉得他自己老，他仍然和我们一起去撬老屋门口那三块青石板，父亲边撬边和泥水匠争论那石板到底多重。泥水匠说大约有三百五十斤吧，父亲说不到三百斤。我亲眼看到父亲在用手去托青石板时腰闪了一下。我就不让他抬，他坚持要抬。抬的时候，他的一只手按着腰。三块青石板作为新台阶的基石被砌进去了。父亲曾摸着其中一块的那个小凹惊异地说，想不到这么深了，怪不得我的烟枪已经用旧了三根呢。新台阶砌好了，九级，正好比老台阶高出两倍。新台阶很气派，全部用水泥抹的面，泥瓦匠也很用心，面抹得很光。父亲按照要求，每天在上面浇一遍水。隔天，父亲就用手去按一按台阶，说硬了硬了。再隔几天，他又用细木棍去敲了敲，说实了实了。又隔了几天，他整个人走到台阶上去，把他的大脚板在每个部位都踩了踩，说全冻牢了。

　　于是，我们的家就搬进新屋里去。于是，父亲和我们就在新台阶上进进出出。搬进新屋的那天，我真想从台阶上面往下跳一遍，再从下往上跳一遍。然而，父亲叮嘱说，泥瓦匠交代，还没怎么大牢呢，小心些才是。其实，我也不想跳。我已经是大人了。而父亲自己却熬不住，当天就坐在台阶上抽烟。他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他抽了一筒，举起烟枪往台阶上磕烟灰，磕了一下，感觉手有些不对劲，便猛然愣住。他忽然醒悟，台阶是水泥抹的面，不经磕。于是，他就憋住了不磕。正好那会儿有人从门口走过，见到父亲就打招呼说，晌午饭吃过了吗？父亲回答没吃过。其实他是吃过了，父亲不知怎么就回答错了。第二次他再坐台阶上时就比上次低了一级，他总觉得坐太高了和人打招呼有些不自在。然而，低了一级他还是不自在，便一级级地往下挪，挪到最低一级，他又觉得太低了，干脆就坐到门槛上去。但门槛是母亲的位置。农村里有这么个风俗，大庭广众之下，夫妇俩从不合坐一条板凳。

　　有一天，父亲挑了一担水回来，噔噔噔，很轻松地跨上了三级台阶，到第四级时，他的脚抬得很高，仿佛是在跨一道门槛，踩下去的时候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硌，他停顿了一下，才提后脚。那根很老的毛竹扁担受了震动，便“嘎叽”地惨叫了一声，父亲身子晃一晃，水便泼了一些在台阶上。我连忙去抢父亲的担子，他却很粗暴地一把推开我：不要你凑热闹，我连一担水都挑不动吗！我只好让在一边，看父亲把水挑进厨房里去。厨房里又传出一声扁担沉重的叫声，我和母亲都惊了惊，但我们都尽力保持平静。等父亲从厨房出来，他那张古铜色的脸很像一块青石板。父亲说他的腰闪了，要母亲为他治治。母亲懂土方，用根针放火上烧一烧，在父亲闪腰的部位刺九个洞，每个洞都刺出鲜红的血，然后拿出舀米的竹筒，点个火在筒内过一下，啪一声拍在那九个血孔上。第二天早晨，母亲拔下了那个竹筒，于是，从父亲的腰里流出好大一摊污黑的血。这以后，我就不敢再让父亲挑水。挑水由我包了。父亲闲着没什么事可干，又觉得很烦躁。以前他可以在青石台阶上坐几个小时，自那次腰闪了之后，似乎失去了这个兴趣，也不愿找别人聊聊，也很少跨出我们家的台阶。偶尔出去一趟，回来时，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

　　我就陪父亲在门槛上休息一会儿，他那颗很倔的头颅埋在膝盖里半晌都没动，那极短的发，似刚收割过的庄稼茬，高低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

　　好久之后，父亲又像问自己又像是问我：这人怎么了？

　　怎么了呢，父亲老了。

【四】麦田的守望

　　作者：孙守名

　　一个阒寂无人的夜晚，我独自立于麦田的埂脊上。繁星璀璨，一望无际的麦田显得苍苍茫茫。我弯下腰身，用手轻轻抚摸着柔软的麦苗，心里充溢着甜美和温暖。

　　我是守望着乡村的麦田长大的。童年的记忆中，臂膊上挎着小小的竹篮，随着大人们在刚刚收割完的麦茬地里小心翼翼地捡拾着麦穗。收获一个麦穗，就获得一份希望；满满一篮麦穗，还会得到父亲的奖赏和母亲温柔的眼光。伴着播种和收获，我的青春顺着麦垅疯长。

　　我的眼前时时浮现着一波又一波舞动着的麦浪。在沉沉的暗夜，我把梦做到故乡的田间，看到了父亲手把手教我犁地的身影。耕作是一件颇为辛苦的活计，当初条件艰苦，

　　为了把麦子种到地里，父亲硬是领着我们兄妹用铁锨翻出一片片希望的田野。和着执着的梦想，把种子播撒在黑黝黝的泥土里，吞咽着咸涩的汗水，望眼欲穿地盼望着麦子的丰收。在麦子诗意的生长中，我学会了犁地、耙地和耩地。晨风习习，我们把肥料耩在成畦的麦田间。那些在麦田的无数岁月，令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喝着大地的乳汗长大成人的，与土地注定有着千年的因缘。

　　夏风吹拂的夜晚，我悠然地睡在宽阔的麦场上，闻着诱人的麦香，数着天上的流星，做着青春的幻梦。在麦收季节，父亲教我如何使用镰刀，如何又快又好收割麦子。尽管手上磨出过厚厚的一层硬茧，但我还是炼就了割麦的本领。朝阳初升，父亲带着我们兄妹顺着麦垅挥舞着镰刀，一排排麦子瞬间成了倒地的战俘。当我渐渐窜到所有人的前面时，心情像飞翔在天空的布谷鸟，一路放声高歌，唱出心中的幸福和快乐，哪里还有生活的艰苦和劳累呢？在机器隆隆声中，我跟父亲学会了打麦和扬场。成袋成袋的麦子码放在麦场时，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望着远处忙碌的父亲，心中涌出无限的感动。

　　父亲是在那年麦子收割后去世的。长年的劳累没有压垮他对生活的执着追求，却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每周都会骑上自行车回到父亲身边。坐在田间地头，看父亲忙东忙西，心里有些隐隐作痛。我不断劝说父亲，让他轻闲一些，养养身体，少做田里的农活。可父亲是忙不住的身子，时光铸就了他耐劳的品格。他爱田地里的庄稼，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怕麦田焦渴，怕麦苗缺少养分，怕大风会吹倒成熟的麦秆??一年四季，他虔诚地守护着田地，直至倒在麦子收割的季节。

　　我无数次蹲坐在田埂上，想着父亲和那些与父亲有着相同命运的人。父亲会做木工活，几块木料在他手上只要半天工夫就可以成为精巧的板凳或木箱。在当时，他的名气很大，十里八乡只要谁家婚丧嫁娶都要叫上父亲。父亲一生收了四位徒弟，个个学得一手好手艺。其实，他有心要将这项活计传授给我们兄弟，只是我们个个都远走他乡外出求学。看看这项计划落空，惆怅之中父亲才开始收授徒弟。现在想想，那时父亲该有多么失落啊！

　　父亲热爱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温情的性格令人备感亲近。父亲给人做木工活从来不收取任何钱物，这在那个年代该是怎样的一种品格啊！可世事难料，父亲看麦场那阵子，不知何故，麦子少了一袋。有人中伤父亲，到处播扬，说父亲偷了那袋不翼而飞的麦子。这对父亲的打击可想而知！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明显削瘦，夜深人静时常常泪流满面。母亲用惊人的毅力捍卫着父亲的尊严，不停地劝慰父亲，可父亲的确蒙受了奇耻大辱，他的苦痛隔了好多年才逐渐平息。那位诬陷父亲的乡邻恰恰在父亲心情稍为好转时离开了人世，这真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个人走了，可棺木没有着落，当他的孩子跪在父亲身前苦苦哀求，母亲的愤怒骤然暴发。但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带上工具就去跟着人家打做棺木。远近乡邻听说此事，无不惊叹。

　　而今往事历历，令人悲哽。嗅着泥土的气息，抚慰着葱郁的麦苗，又回到了那段悠长而萦怀的岁月。在这无边无际的麦田地，父亲忙碌的身影已经淡去，化为轻烟浮尘。只有我，还坐着暗夜的田埂上，守望着这沁入心脾的麦香，一如我深爱着的父亲。

【五】挥手

　　作者：赵丽宏

　　深夜，似睡似醒，耳畔得得有声，仿佛是一支手杖点地，由远而近……父亲，是你来了么？骤然醒来，万簌俱寂，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打开台灯，父亲在温暖的灯光中向我微笑。那是一张照片，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时我为他拍的，他站在西湖边上，花影和湖光衬托着他平和的微笑。照片上的父亲，怎么也看不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为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一个月前，父亲突然去世。那天母亲来电话，说父亲气急，情况不好，让我快去。这时，正有一个不速之客坐在我的书房里，是从西安来约稿的一个编辑。我赶紧请他走，还是耽误了五六分钟。送走那不速之客后，我便拼命骑车去父亲家，平时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路程，只用了十几分钟，也不知这十几里路是怎么骑的，然而我还是晚到了一步。父亲在我回家前的十分钟停止了呼吸。一口痰，堵住了他的气管，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两声：“我透不过气来……”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救护车在我之前赶到，医生对垂危的父亲进行了抢救，终于无功而返。我赶到父亲身边时，他平静地躺着，没有痛苦的表情，脸上似乎略带微笑，就像睡着了一样。他再也不会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再也不会向我倾诉他的病痛，再也不会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创作，再也不会拄着拐杖跑到书店和邮局，去买我的书和发表有我文章的报纸和刊物，再也不会在电话中笑声朗朗地和孙子聊天……父亲！

　　因为父亲走得突然，子女们都没有能送他。父亲停止呼吸后，我是第一个赶回到他身边的。我把父亲的遗体抱回到他的床上，为他擦洗了身体，刮了胡子，换上了干净的衣裤。这样的事情，父亲生前我很少为他做，他生病时，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他。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到浴室里洗澡，他在热气蒸腾的浴池里为我洗脸擦背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想不到，我有机会为父亲做这些事情时，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父亲，你能感觉我的拥抱和抚摸么？

　　父亲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脸上总是含着宽厚的微笑。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更没有打过一下，对其他孩子也是这样。也从来没有见到他和什么人吵过架。父亲生于1912年，是清王朝覆灭的第二年。祖父为他取名鸿才，希望他能够改变家庭的窘境，光耀祖宗。他的一生中，有过成功，更多的是失败。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家乡的传奇人物：一个贫穷的佃户的儿子，靠着自己的奋斗，竟然开起了好几家兴旺的商店，买了几十间房子，成了使很多人羡慕的成功者。家乡的老人，至今说起父亲依旧肃然起敬。年轻时他也曾冒过一点风险，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的封锁下，他摇着小船从外地把老百姓需要的货物运回家乡，既为父老乡亲做了好事，也因此发了一点小财。抗战结束后，为了使他的店铺里的职员们能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父亲放弃了家乡的店铺，力不从心地到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纺织厂。他本想学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资本家，也来个“实业救国”，想不到这就是他在事业上衰败的开始。在汪洋般的大上海，父亲的小厂是微乎其微的小虾米，再加上他没有多少搞实业和管理工厂的经验，这小虾米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大鱼和螃蟹们的美餐。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亏损，到解放的时候，这工厂其实已经倒闭，但父亲要面子，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靠借债勉强维持着企业。到公私合营的时候，他那点资产正好够得上当一个资本家。为了维持企业，他带头削减自己的工资，减到比一般的工人还低。他还把自己到上海后造的一幢楼房捐献给了公私合营后的工厂，致使我们全家失去了存身之处，不得不借宿在亲戚家里，过了好久才租到几间石库门里弄中的房间。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资本家，而这一顶帽子，也使我们全家消受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一直是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记得我小时候身上穿的总是用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改做的旧衣服，上学后，每次开学前付学费时，都要申请分期付款。对于贫穷，父亲淡然而又坦然，他说：“穷不要紧，要紧的是做一个正派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们从未因贫穷而感到耻辱和窘困，这和父亲的态度有关。“文革”中，父亲工厂里的“造反队”也到我们家里来抄家，可厂里的老工人知道我们的家底，除了看得见的家具摆设，家里不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来抄家的人说：“有什么金银财宝，自己交出来就可以了。”记得父亲和母亲耳语了几句，母亲便打开五斗橱抽屉，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根失去光泽的细细的金项链，交到了“造反队员”的手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根项链，还是母亲当年的嫁妆。这是我们家里惟一的“金银财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