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光

　　忠诚，就忠诚自己的土壤；

　　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

　　——引自友人的诗

　　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

　　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

　　挥动黄手绢唱的歌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深秋。苍茫的暮色，笼罩着日本的商业都市大阪。

　　中国女排姑娘们乘坐的大型轿车，顺着五光十色的街道缓缓向前行驶。

　　多彩的夜景，与中国姑娘们喜悦的心境是相吻合的。今晚，一九七七年世界杯排球赛进入最后一个高潮--发奖。应该说，中国女排的战绩是值得庆贺的。一九七四年，中国女排在世界锦标赛中只得了个第十四名。而一九七六年六月由袁伟民组建的这支队伍，只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训练，头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就名列第四。这是我国女排自一九五三年建队以来所取得的最佳战绩。而且在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她们还打败过“东洋魔女“日本队。这给她们的启迪和鼓舞，也许比第四名的战绩本身还要深远得多。看来，只要努力奋斗，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靠窗坐的那位高挑姑娘，叫曹慧英，中国女排的队长。从外表看，她恬静、文雅，瓜子形的脸上，总露着几分淡淡的笑意。在赛场上，她可完全是一个“要球不要命“的姑娘，同伴们都称她为“铁姑娘“。

　　你看，中国队与南朝鲜队的激战正在进行。一个险球从曹慧英身边平飘而去。她飞身扑上去。球救起来了，而她倒在地板上，左腿肌肉拉伤，像撕裂似的疼痛。她用手使劲卡着受伤部位，疼得头上冒出了汗水。本来就偏袒的裁判，看到中国队的主将倒在地上起不来，急不可待地示意曹慧英退场。曹慧英瞥见裁判那种幸灾乐祸的神情，气不打一处出，蓦地站了起来，瞪圆了双眼，忍着钻心的疼痛，继续投入比赛。这局球，中国队虽然以二分之差输掉了，但这位中国女排队长的英勇顽强的精神，却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心。“三号!““曹--慧--英!“观众们用欢呼，用掌声，用各自喜欢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敬意。

　　她从场上下来时，腿一抬就疼得像刀割似的，伤处出现了紫红色的淤血。而第二天，中国队还有一场硬仗--对世界强队古巴。外国记者们议论纷纷。有的预测，如果中国的三号不上场，双方实力的均势就将发生变化，中国队的命运是凶多吉少。可是，第二天，当银笛长鸣时，曹慧英居然又英姿勃勃地率领众姐妹出场了，这不仅使许多记者和观众感到吃惊，也给古巴女排在心理上造成了压力。她的扣杀依然那么凶狠有力，救球依然那么奋不顾身。你简直看不出她是一位伤员。其实她的伤情还真不轻，上场前打了封闭针，在伤腿上捆扎了厚厚的几层绑带。她是一位挂了彩而冲锋不息的英勇战士啊!中国队终于以三比二击败了古巴队。

　　此刻，这位从小就爱唱歌的河北乡村姑娘，正在心里唱着一支欢乐的歌。今天是她运动生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大会将颁发给她三个奖：拦网奖、敢斗奖和最佳运动员奖。

　　“噗哧“，她笑出声来了。不过，她倒不是为一人独得三个奖而笑。她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件挺逗挺逗的往事。

　　她还不到十六岁时，已经长到一米七十七。在乡村里，每次走亲戚、赶集，都招来乡亲们好奇的目光。她那忠厚老实的父亲可犯愁了，心想，一个闺女家，手长脚丫大，再这么一个劲长下去，怎么得了!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并不新奇的老办法：裹脚!

　　“裹脚?“曹慧英一听，乐得腰都笑弯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姑娘，配上一双“三寸金莲“，那成什么怪模样了呢!她嗔怪地对爹说：“你也不琢磨琢磨，如今是什么时代了，还兴这个!“

　　后来，她的妈妈上北京姐姐家串门。姐姐问：“妹妹长多高了?“妈妈说：“别提她了，高得要命，有个坑都恨不得让她踩进去。“接着，又感叹一番：“那么个大姑娘了，走路没个走路的样子，走着走着就来个劈叉……“姐夫一听，倒高兴了：“怎么不叫她去练体育呢?“他认识体育学院的一位教练，写了一封推荐信。

　　于是，曹慧英进了体院青年集训队打排球。青训队的排球班开训已经八个月了，而小曹过去连排球都没有摸过。但好动、朴实、勇敢的性格，使她与排球一见钟情。入队不到两个月，她就上场打主力了。后来，她又到八一女排打主力。一九七六年重建国家队时，她又被袁伟民看中，调来打主力。她的成长，真可谓是一帆风顺。

　　爸爸呀爸爸，当初多亏没有听你的，要不“三寸金莲“怎么上场，怎么为国争光呀!她望望自己的那双大脚，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欢。

　　坐在曹慧英前面的杨希，是小曹在北京体育学院青训队的同窗好友。她出生于干部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她长了一副高挑的身材，省体育队和体院的教练都看中了她，让她去打球。妈妈有点舍不得，因为杨希个儿虽高，但身子单薄，怕她吃不了那份苦。爸爸挺开通，说：“大家都说她是搞体育的料，那就让她去吧!“

　　一到排球班，她就天真地向别人打听：“练什么最苦?“别人告诉她，练长跑最苦。她想：“好，那我就练这个。“

　　起先，四百米的跑道跑一圈，脸就苍白，喘不上气来，头昏眼花。但她坚持跑，而且每星期加一圈。星期天，别人睡懒觉，她也早早起床，到运动场上跑步。最后，她竟能一口气跑下十七圈。她跟曹慧英一样，从青训队到八一队，然后调进了国家队。球越打越好，观众也越来越多。谁说排球没有人看呢?在日本，出现了一股“杨希热“，崇拜她的观众成千上万。比赛时，只要她一站出来发球，场上就发出有节奏的呼喊声：“唷要--希!唷要--希!“只要她扣杀了一个好球，场上就会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掌声。她在街头或旅馆里一露面，四周就会传来阵阵“唷要--希““唷要--希“的呼喊声。人们簇拥过来，跟她握手。握不上手的，哪怕摸到她的手一下，也感到欣慰。签名的纸板，一叠一叠送到她手上。她自己也记不清签写了几百、几千个名字了。有的日本青年挤到她身边，递给她一支粗大的油墨水笔，然后指指自己的胸前，让她就在他们崭新的衣衫上签名留念，弄得她不知所措。而那些日本青年就将她的手拉过去，往身上写。她也记不清，有多少痴情的日本青年穿着写有杨希名字的衣服，欢笑着狂奔而去。更令人感动的是，有两位日本小姑娘，由妈妈陪着，从几百里之外赶来大阪，目的只是请这位中国姐姐签写一个名字。还有许多球迷无缘见到这位中国女球星，就托人辗转送来对杨希的赞美和祝福的录音带，也有痴情的求爱的录音带……听说日本还成立过一个五十人的“杨希接待委员会“。从日本各地给她写来的信，装了一大麻袋。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杨希热“呢?袁伟民曾经向一位日本报纸的读者打听过。原因有四个：第一，杨希是主攻手，球扣得有力，打得漂亮；第二，杨希球风好，风度潇洒，无论赢球还是输球，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第三，杨希的名字，在日本语里，是“有人缘“的意思，叫起来响亮；第四，杨希的长相酷似日本电影明星、《绝唱》的女主角山口百惠。

　　崇拜者们，几乎到处跟踪着她。中国女排到东京比赛，他们蜂拥到东京看；中国女排到大阪比赛他们聚集到大阪看。

　　此刻，在她乘坐的轿车旁边，就有她的崇拜者紧紧相随。只要车子在十字路口碰上红灯停了下来，这些球迷们就从各种小轿车里伸出头来，向她呼喊，向她挥手致意。

　　作为一个运动员，何尝不希望有自己的观众和崇拜者。应该说，杨希是幸福的。

　　中国姑娘们步入体育馆大厅时，成千上万辆汽车已把广场堵塞得严严实实。身着艳丽和服的日本女郎，已经亭亭玉立在入口处。发奖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发奖，本是激动人心的欢乐时刻。但对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来说，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刺激。第一、二、三名，站立在特制的高高的领奖台上，而中国姑娘却只能站在领奖台一边的地板上。在日本的国歌声中，太阳旗和第二、第三名所在国的国旗，在旗杆上徐徐升起。日本选手和第二、第三名的外国选手，高举着奖杯，向观众致意。而中国姑娘手上有什么呢?每人手里发了一块黄手绢，按规定，她们得不停地挥动黄手绢向得胜者庆贺。

　　中国姑娘们从刚才来路上欢乐的峰顶一下子跌落下来。如果地板有缝，她们真恨不得马上钻进去。轻柔如云的一方方黄手绢啊，竟重得把姑娘们的手臂都压得抬不起来了。胸前运动衣上的“中国“两个大字和闪闪发光的国徽，变成了两团火，烧得她们浑身发烧，脸发烫。过去，她们也常常听到这句话：“你们是代表祖国人民出去的。“但感受不深。此时她们才真正意识到，她们确实不是几个普通的女排运动员，而是一群中国姑娘，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她们深深感到，眼下的成绩，与祖国的地位太不相称。中国人不应该站在地板上，而应该站立到高高的领奖台上去。徐徐升起的应该是我们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厅里回荡的也应该是我们雄壮的国歌。

　　该曹慧英领奖了。但她仍然痴痴地站在那里。同伴们捅捅她，她才迈出了脚步。她的欢乐劲儿早已烟消云散。她真不情愿去领这个奖。她心里想：“我个人即使得一百个奖，也不如全队拿一个奖杯呀!“

　　而杨希呢，真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不，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去。练得再苦，她也心甘情愿!

　　发奖仪式其实才进行了短暂的一二十分钟。但中国姑娘们却感到在这儿站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她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休息室的。她们默默地聚集在一起，没有人掉泪，也没有人说话，休息室里的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了。突然，沉寂中爆发出低沉、悲壮的歌声：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这《洪湖赤卫队》的歌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虽然没有任何人指挥，却唱得那么整齐；虽然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歌手，却唱得那么富有感染力。这种催人泪下的歌声，在音乐会上是很难听到的。

　　在歌声中，一位鬓发斑白的长者，慢慢地摘下眼镜，转过身去，匆匆走出了休息室。他就是中国排球代表团团长、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他事后说，如果再呆上一会儿，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姑娘们唱着这支悲壮的歌，走出体育馆，登上汽车；唱着这支悲壮的歌，穿过闹市街头，一直到踏上旅馆的台阶……

　　当姑娘们乘坐客机，飞翔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飞翔在祖国辽阔的蓝天之下时，心里依然在唱着这支悲壮的歌。这歌声里凝聚着她们为祖国荣誉献身的崇高精神，凝聚着她们继续向排球运动世界高峰攀登的勇气和力量。

　　灵丹妙药

　　北京初春的傍晚。崇文门外，太阳宫体育馆门前的一蓬蓬迎春花，开得正闹。被簇簇小黄花压弯腰的枝条，竞相往前伸长着，仿佛随时准备迎接从馆里出来的女排姑娘们。

　　暮色由淡到浓，不久天就黑下来了。馆里灯火通明，姑娘们刚刚练完球，汗水湿透的衣衫紧紧地贴在丰腴的身上。白色的排球撒满一地，姑娘们正弯腰拣拾着。

　　“谁还想再加练一点?“教练袁伟民冲着这群疲惫不堪的姑娘大声问道。

　　“我加练一点儿!“一位灵巧秀气的姑娘抬起头来，抢先回答。她两只手抱着十个来排球，酷似一位杂技演员。

　　她叫陈招娣，家住西子湖畔，一位典型的杭州姑娘，是曹慧英和杨希在北京体院青训队的同窗，又是她们在八一女子排球队的球友。如果你在街上见到她，大概看不出她是一位女排运动员。其实，你仔细看，在她那江南女子的秀气中，却藏着几分野劲。那才是地地道道的运动员性格呢!

　　陈招娣把一大抱球放进粗铁丝焊成的筐子里，走到袁伟民跟前，用眼神说：“练吧!“

　　袁伟民用右手的五个手指，从筐子里抓起了一只球，猝不及防地向她扔了过去。招娣敏捷地往后退了几步，稳稳地将球垫了起来，不等她站稳，“砰!“一声，球又从教练手里飞到她的左边。她往斜里飞身迎了过去。球垫起来了，她却摔倒在地上，就势一个滚翻，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的加练任务是救十五个球。如果救丢一个，就负一个球。她玩命地向球飞扑过去，滚翻起来，又飞扑过去。渐渐地，她的双腿发沉了，脸色苍白了。但她仍然不顾一切地奔跑着，滚翻着，飞扑着。当她救起第九个球时，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袁伟民可并不因此而停止扔球。他一边将球狠狠地扔过去，一边大声叫：“快!““快起来!“

　　招娣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眼看球从自己的身边、头上飞了过去。她不是不想去救，实在太累了，即使站立起来，也追不上那刁钻的来球。她负了两个球了。本来是自己主动要求加练的，练一会儿不就完了吗?谁知强度这么大，难度这么高。招娣心里嘀咕开了：“袁指导呀，你也太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