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江西农业大学杜克海的来信《为什么大学越上越迷茫》（附于文后），编辑部还为该信加了“编者按”，期望引起关注与讨论。看完这封信，我立即就联想到了32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那封著名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附文于后）。我相信如我一样的60后，还有50后，相当多的人对那封“潘晓来信”一定有深刻记忆。

这两封信到底有什么关联？它们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请听顽石一一道来。

相同点：

1、相同的话题。

潘晓和杜克海，虽然所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但两封信所涉及的却是同样的话题，即思考关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2、相同的价值观。

杜克海和潘晓在信中宣扬的是完全相同的价值观，即自私自利的价值观，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背道而驰的价值观。无论是潘晓的“主观为自己”，还是杜克海的“对自由独立自我的向往”，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审视社会、看待人生。自我高于一切，自己价值实现才是他们最高的也是终极的人生追求。

不同点：

1、这两封信的出处不同。

潘晓的信刊登于《中国青年》杂志，杜克海的信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但这一点是异中有同，这一刊一报都属于团中央直管，它们有共同的使命——引导青年方向。从报纸、刊物的这种特殊背景就应该知晓，跨越32年的这两封信的出台当然就不是什么偶然事件。

2、产生困惑、迷茫的原因不同。

潘晓曾经“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相信共产主义”。她的世界之所以变得灰暗，首先是因为生活在一个冷酷的家庭里，一家人“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母亲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然后是怀疑组织，友谊被出卖，而最主要的是爱情挫折。她“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献给了一个“被‘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的干部的子弟，没想到得是，“‘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这样的干部和子弟，人品如此之恶劣，不是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四人帮”对他们的“迫害”无比正确吗？由此反思“文革”，不也正好说明以防止党腐化变质为目的的这场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吗？此为题外话）。试想，如果潘晓能够得到那位干部子弟的垂青，过上阔太太的日子，她应该会高歌“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宽广……”吧。从一个自私的家庭走出来的潘晓，有自私自利的价值取向，本来就不是什么怪事。

杜克海“厌倦了每天记忆各种复习资料与试题集，机械地参加一场场考试……总是在想我能不能为‘自己’读点书，这也是对沉寂、苦闷、茫然的大学的反抗”，“不知道该不该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不知道坚持了以后会怎样，不知道不坚持又会怎样，不知道怎样坚持，不知道坚持意味着什么”。一句话，就是对未来的茫然，才导致迷惘彷徨。

3、出台的背景不同。

潘晓的信发表于1980年5月。这一段时期是借全盘否定“文革”来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甚嚣尘上的时期（直到 198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襟怀坦荡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克诚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主流媒体公开诋毁毛泽东才暂告一个段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刚刚出笼的时期，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正要成为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时期，是西风将要压倒东风的时期。喜欢文学（因为文学界已经率先出现了所谓“伤痕文学”）的潘晓敏锐的嗅出了当时的那种特殊的政治气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选择了团中央下辖的“正确”的杂志，投出了一封“正确”的信，于是，来自“民间”的代表了“民意”的，以否定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主流价值观，张扬 “主观为自己”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价值为核心内容的“潘晓来信”，就和上层的需要一拍即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封著名的来信应运而生。

杜克海的信的出台，表面原因在其《编者按》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种焦虑和迷茫并不是这名同学独有的状态，而是有一定的共性。这种焦虑和迷茫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但更多来自于外部环境，比如大学教育和就业压力。”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从潘晓那个时期起，全面否定共产主义信仰，否定毛泽东思想，导致了信仰大厦坍塌，以致全民族（包括大学生）逐渐深陷迷茫中，大学生自然不能例外。

4、社会影响不同。

“潘晓的信”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封信发表出来后，由《中国青年》杂志牵头，在全国开展了为期将近一年的关于人生价值的大讨论，那一代青年大多参与其中。在舆论的引导下，讨论的结果就是潘晓“主观为自己”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得到肯定而逐渐演变成了全社会（尤其是青年）的主流价值观。潘晓的原话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种观念被推广后产生的结果表明，大家都在“主观为自己”，不再“客观为别人”，这就如同后来那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国策一样，实际情况是“只管效率，不顾公平。” 这次大讨论过后，共产主义信仰成了被人嘲笑的“乌托邦”理想，雷锋成了“傻子”的同义词。从此，多数人（特别是青年）的价值观就由“无私奉献”一路嬗变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求目的，不择手段”，其结果是全民族崇高信仰的丧失，道德大厦的垮塌。今天中国无良、无德、无耻、无序成为主旋律，“潘晓的信”功莫大焉！

杜克海没有潘晓那么幸运，因为他生不逢时。他的这封信注定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他本人也成不了潘晓式的风云人物。它的影响最多就像是在一片死寂的海里扔下一颗小石子，不过溅起一点微波罢了，一瞬间就消失了。如果把曾经全社会的共产主义信仰、无私奉献的美好道德情操比作一匹骆驼，“潘晓的信”就是压向这匹骆驼的第一个重物（因此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而南京的“彭宇案”应该就是压死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顽石的观点）。至于后来的“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激情杀人”、“小悦悦被碾”等一系列事件都是在这匹死骆驼上添加重物而已，压得再多，于骆驼的生命已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了。杜克海的信也不过是死骆驼上一个物件而已。

5、汉语表达水平不同。

不说立场，不讲思想，光从表达上评价，初中毕业生潘晓的信语言工巧，文采斐然，汉语水平那是相当的不错；而大学三年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杜克海（自称爱好文学，读了很多喜欢的书）的信却语言平平，毫无文采。这个现象的背后不是很值得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吗？潘晓是在“文革”中上的小学和初中，这个被称为“十年浩劫”遭到全盘否定时代里的初中生居然有这样高的语文水平，岂非咄咄怪事？主流媒体不是一直宣传那个时候的教育是一片废墟吗？而在伟大的改开时代、在教育的春天里的中文专业的“天之骄子”（曾经对大学生专称）的语文水平却远不如一个“文革”时期的初中生，这个现象不也挺耐人寻味吗？

结论：

我所探讨的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我的观点在上面的分析里已经表露无疑，潘晓的信和杜克海的信是因果关系，前者为因，后者为果。正是潘晓这种极端自私的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才使得后来的青年乃至整个国人失去了前行的方向，大家都像无头的苍蝇，不知道该往何处。我想再强调的是，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活着，如果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信奉的是自私自利的价值观，他肯定会迷茫，他的人生路当然就会越走越窄。因为人的私欲是没有止境的，永远都不会有满足的时候，就算是做了干部子弟的阔太太也还会有新的烦恼出现——要不要担心年老色衰之后丈夫移情别恋？表面光鲜的背后空虚该怎么填充？金钱满足之后会不会有权力欲望也希望得到满足？

写的这里，我耳畔回响起了一位特殊的美国人阳和平说过的话：“我的父母是我见过的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来看看他的父母是什么人。阳和平的父亲叫阳早，畜牧业专家，母亲叫寒春，是核物理学家，参加过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他们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地道的美国人。受中国革命的影响，上个世纪40年代来到中国并辗转到了延安，他们由此爱上了红色圣地延安和后来的红色中国，改变了原来的耶稣信仰，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此定居在中国，直到前几年去世。阳和平说：“父母亲因为有崇高的信仰，并且能够为这个信仰去工作，所以他们终其一生都无比幸福！”一对从我们的精英羡慕不已的普世国度来到了中国的学者，他们曾经在“自由”“民主”的美国痛苦、迷惘，当来到中国信仰了共产主义、信仰了毛泽东思想并终生为了这个信仰奉献聪明才智以后，才获得了真正的长久的快乐和幸福。这个事例不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吗？

中国要想重新回到那个绝大多数人都有崇高信仰的时代，一定极其艰难，道路异常曲折。但我相信，现实是最好的教材，不少人已经觉醒，更多的人（包括青年）正在觉醒。就像鲁迅说的“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我们不要悲观。惟其艰难，我们的努力才显得光荣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