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外之味
味外之味
雷 达
依我看,江南至少有四大“美”——景美,女美,文美,食美。对美景,由于多年来不断行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已刻在记忆的屏幕上了。对美女,我也是欲罢不能,暗诵“越女天下白,五月鉴湖凉”,遥想着西施、苏小小,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们,一个个与清流知识分子死生与共,宁不叫人魂追梦绕?对美文,固然天下美文多矣,但许多出自江南才子,且出自大才子,却是真的。远的不说,只消翻开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史,发现三分之二以上的文豪出在江浙,而西部偏西地区几乎为零,不由让人惊讶于造化之何独钟于江南。
对于前三“美”,除了力顶,我没什么可说的。惟独对于第四美——江南“美食”,我缺乏真切的体味与感受。我是个对吃东西稀里糊涂的人,我这大半生,什么好东西没有吃过,但记不住,若说直到现在才接触江南菜,那未免透出假来;可是,我要说,饮食习惯,这种从哺乳期到童年期、青春期,直接剌激人的味觉、喉管的身体记忆文化,却有种天然狭隘的地域性,它阻隔着一个人对各种美食的兼容并包。你可以改变乡音,但你却没法儿改变胃口。我们听说过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却没有听说过对任何东西都爱吃,都会吃,都能吃出道理来的无所不包的“吃家”。即以我而论,真正把杭州菜当作一种审美对象,不但感性地,而且理性地深入其里,陶醉其中,终于品评出一点味外之味来,不得不说是最近一次在杭州知味观的品尝。这一次,毫不夸张地说,从根本上摇撼着我的餐饮观。
我出生于甘肃天水,长到22岁时离甘赴京,从西北到了华北,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北方。我发现,我的口味极其顽固,喜欢辣,酸,喜欢牛羊肉,喜欢面食,米饭基本不动。一天不吃面就没着没落的。这绝非我矫情,作秀,实在是一种连我自己也无法解脱的根性。我承认有的人随遇而安,善于应变,但我做不到,我可能属于最顽固的分子。所以,很长时期,在我心目中,世上的美食,无非手抓羊肉,高担酿皮,牛肉清汤面,歧山臊子面,羊肉泡馍,油泼辣子面,桨水面,荞面搅团,天水呱呱,百合炒肉片,茄子炒辣子,东乡土豆片,河州包子之类。你看,基本全是围绕着面食,我竟一直看不出它的单调。上海人或江浙人一见上螃蟹了就没命了,立即亢奋,这种时候,我往往慷慨地把我的那只螃蟹拱手送人。
我小时还有几种怪吃法,至今不忘。一是喜食油渣,最盼望母亲炼猪油,眼看她把一块块白色脂肪扔进锅里“炼”,炼到只剩下油渣。母亲遂把油渣盛到一小碗里,撒一点盐,递给我。我在旁俟之久矣,接过碗,飞奔而出,忙用热馒头把油渣一夹,急急往嘴里塞,好香啊!还有一吃:西北冬天酷冷,人们总是围着炉子枯坐,便将土豆切成薄片,转圈儿贴满了炉壁,直烤到焦嫩黄脆,然后撒上盐吃,这是另一种绝妙吃法。像兰州这样的城市,至今以吃为乐,以吃为天,以吃为最重要的交际方式,饮食业极其发达。入夜,滨河路两岸十里黄河风情线上,餐馆密集,灯火通明,笙歌不息,据说兰州每天要消耗掉近万头羊。我奇怪于羊的生长期何以能满足了人的饕餮?我曾戏称兰州为享乐主义最盛行的城市,其实满足的不过是较低需求或生命本原之需要。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天忽然愤愤的说,重要的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和谁一起吃!他似有所悟了。
试想,带着如此粗陋的饮食习惯或饮食观的我,面对杭州一桌精致无比,琳琅满目的菜肴,会怎么样呢?这不啻被抛入一种“失语”的尴尬情境,我只能采取“食无言”的藏拙,来它个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记得那天,先上来的是一色面点。什么猕猴桃酥,凤眼饺,知味小笼,知味馄饨,幸福双,样样色香味形俱佳,在座诸公,莫不眉开眼笑。这个说,入口即化,那个说,外脆里嫩,吃到兴起处,某公晃着脑袋直叫,美食啊美食。殊不知,百年老店知味观就是从这些面点起家的。知味观之名,也是由“欲知我味,观料便知”得来。我们在厨房观看了“猕猴桃酥”的制作全过程,发现虽属面点,其用料之讲究,做工之精细令人叫绝,可以说每一只都凝结了老师傅的聪明才智。
我暗暗与我所熟悉的西部面食加以比较,不禁悟到,原先自以为西部面食与雄浑,狂放,苍凉融为一体,何等来劲,江南小吃不过是些小玩闹的看法,实属局囿于一种风格的偏执。现在吃杭菜,倒也不必有意抬高南方,贬低西北菜肴,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烤全羊,手抓,牛犍子肉,驼掌,驴腿,羊脖,羊蹄,牛膝盖,虽也是一种文化,也有悠久历史,也辉煌,但它毕竟是与基本生存太过密切的文化,是以大热量,耐饥程度,抗风寒,难消化,延迟饥饿感,缓解肠胃紧张情绪为主要特点的,其文化含量和文化档次受地缘影响,毕竟都不很高。比如馕,为的是便于在沙漠中长期食用和保存;比如辣,有抗风湿功效;再如酸,有助消化之力。在审美的日常化、精巧化和娱乐化甚为流行的今天,难道江南名点不是更值得我们珍视的一种“国粹”吃法吗?其文明程度不是更高一点吗?
至于菜肴,那就更叫人惊叹了。除了龙井虾仁,西湖醋鱼,金牌扣肉,东坡肘子这些久负盛名,流行全国的大菜、名菜、传统菜,其工艺极佳,充分体现了“中国味道”的无与伦比的魅力之外,我还发现,有一些新颖的名字跳出来了,它们提供着种种陌生化的新口感。我只想拣出“蟹酿橙”和“雪梨火方”一谈。前者据说是南宋时的民间菜,它剔取蟹粉,将蟹肉微炒之后,放入橘子之中,蒸制而成。吃起来,舌尖上有种奇特的剌激感,难以言传。“雪梨火方”把最冰冷与最火烈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吃起来甜酸与香醇并存于舌尖之上,说不出的“爽” 。不失为富有想象力的创造。
这些新型品种菜,给了我极大的启示。我由此想到,人种在变化,人的器官也在变化,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人的胃口,嗜好,味觉,也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固然应该珍惜传统,但更应该重视创新;完全依赖于老字号,老牌子,坐享其成,并非一劳永逸之策。人不可能永远吃老祖宗发明的几样菜。浙人似乎悟出了这一点,他们在众多菜肴中,不断揉进了新的元素,适应着现代人的日益复杂怪诞的口腹之欲。
下午,浙江的朋友带我们游西湖,游毕到一饭馆用膳。它掩映于西湖杨公堤红栎山庄一带,前含山水,后挹湖光,木桥回转,曲径通幽,好一个赏心悦目的去处。那天天气不冷不热,微风起处,涟漪层层,望着无尽的西湖,沉沉欲醉。大家一面品尝着,一面争说着“叫花鸡”的来历。有的说,“叫花鸡”是要饭的乞丐偷了鸡,怕人抓住,赶紧用泥巴把鸡糊起来,架在火上烧泥巴,泥烧裂了鸡也就熟了,原是一道不登大雅之堂的菜。有的说,是朱元璋自己当叫花子时发明的,做法是将活鸡用黄泥糊住,只留鸡头在外,放在火中烤,鸡被烤得焦渴难耐,便张大了嘴要水喝,人就将酱油等作料用勺子灌将进去,所以好吃。这倒也符合朱元璋的残忍。还有的说是当年乾隆皇帝微服下江南,流落荒野,见一个叫花子鬼鬼崇崇,尾随之,发现了烤熟的鸡,乾隆于困饿交加中自然觉得这鸡好吃极了。吃毕问其名,叫化子不好意思说“叫花鸡”,就胡吹说这鸡叫“富贵鸡”云云。
此刻,我忽然觉得,眼前活色生香的佳肴,是如此地精致,秀美,甜脆,爽口,它与周围的湖光山色,与苏州园林,雁荡秋水,天目森林,与牙雕,与丝竹,与寿山石,与评弹小调,与吴越软语,是如此地融洽无间,相得益彰。它们溶为一体,共赴天人合一之境。当饮食与文化背景糅合一起,吃饭再也不仅是满足热量的需求,而是一种文化的享受与顿悟,人不仅是为了活下去,还为了活得身心愉悦,为了一种情怀与遐想。这是人生的高质量,是生命状态的提升。吃,升华为一种艺术了,一种对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证明,一种审美化了的活动,一种人类才艺高度的炫耀,也就是“人化的自然”的展示啊。它的美学追求是如此地突显,味外之味,难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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