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 ----鲁迅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这是电影《狗牙》的开场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腊电影。这个电影说的可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它讲的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但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给围了起来。他们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高墙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安全幸福。他们还告诉孩子，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关于外界的信息。孩子们在安静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当一只野猫闯入庭院，儿子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这个不速之客，父亲夸他干得漂亮：“猫，是一种及其残忍的动物，专门以吃人为生。”

    在这个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总之，父亲实施的是“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在这个统治模式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简直是亚当夏娃面前的那只苹果。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它上面只能坐着昏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皮质沙发。当所有深不可测的都被定义成安全舒适的，神奇的都被定义成平淡的，飞驰的被定义成呆滞的，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脱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剥削”，一说到“国民党”，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1984》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赛麦是大洋国的字典编辑，他兴奋地告诉主角温斯顿，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在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反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变得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报体，全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从一个水美草丰的田野变成不毛之地。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过“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毛主席路线”这样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类的八股。他们想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但是他们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狰狞的词句。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象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权”这个概念，但是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这个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口，就象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穿过高速公路去远足旅行，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在总结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展开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这边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20年代末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国民党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开始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帮助很多台湾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中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也许经济效果好，但是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分期十年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了道路，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对此的说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农民开始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某些地方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不幸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忍饥挨饿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众所周知，炖好一锅肉，油盐酱醋等调料固然重要，但“大火改小火慢炖”这个环节却总不可少。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