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奥威尔看来，自己别有使命。在《我为何写作》中，他强调了这一点。奥威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回避那个其实我们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他必须对这个世界负责，必须把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一切——这里最重要的，莫过于前述对于极权主义的逻辑的把握——及时地讲出来。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如《奥威尔传》所述，奥威尔显然有意活成圣徒，其实他更立志成为先知。“创作《一九八四》实际上要了奥威尔的命，”假若不写《一九八四》，奥威尔死不瞑目。

     奥威尔说：“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一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这与他的使命感显然是一致的。然而正在这一点上，不免受到另外一类作者，譬如写作目的并非如此明确的作者的质疑。尽管他同时又说：“过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还是把奥威尔及其《动物农场》、《一九八四》视为一种单独的、必不可少的存在为宜。对于《一九八四》，我不同意昆德拉所说：“奥威尔的小说的流毒在于，它将一种现实无可挽回地缩小在它纯政治的范围内，而且只局限在这一范围的否定面上。”我觉得奥威尔是把“通过逻辑推理”所“引出”的那个“必然结果”，写到了最充实和最透彻的程度。也就是说，在他笔下，“政治”成了“现实”，谈不上“缩小”或“局限”。无可否认，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在承认《一九八四》的确“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的同时，不必在它与其他写作目的完全不同的作品之间一比高下。

     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具体看法，其实也就是奥威尔的看法；就这一方面而言，他对我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一位作家。虽然我并未写过像他那样的作品。但是不妨直截了当地说，奥威尔代表一切将他视为这个世界的先知的人，包括我在内，写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如前所述，先知所陈述的是最后意见；这就意味着，在同一方向上已经不可能有人说得更深刻，甚至不可能说得更多。奥威尔是直达本质的，而我们通常只局限于现象。那些自以为超越了奥威尔的，往往反而从他的立场有所退步。我们读他的书，真正明白他的意思，胜过一切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