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性格敦厚，不善言辞，好像总是板着一副面孔，外人看起来非常严厉，以至于有些人还怕父亲、。实际上父亲连脾气都没有，你只要走近他，和风细雨的和他说上几句话，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在家里父亲就从没跟我们大声嚷嚷过，倒是母亲经常严肃的纠正着我们的过错，我们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慈父严母了。父亲很有自知之明，善于扬长避短，举轻若重的靠着实际行动成就了自己的风格。无论走到哪里，父亲勤勉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群众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每年的年终评比，父亲都会被推选为劳动模范，先进标兵，不善张扬的父亲从没有把那些奖状拿回家来，而是卷成纸卷放在一口箱子里，一直到父亲退休后我们才看到了那一排排褪了色的光荣！箱子里还有父亲用的不能再用了的毛巾、被单之类的，有的上面都打过补丁，全都洗得泛着白光，一尘不染。

　　继土产公司之后，黄县成立食品公司的时候，父亲又被调到食品任主管会计。时隔不久，龙口食品公司经理休了常年病假，父亲暂时担任负责人的工作，这下子算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我曾在父亲的身边呆过，亲眼看到父亲是如何的忘我工作了！每天凌晨两点收购生猪一开始，父亲早就出现在现场，弟兄们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时候，父亲又跑去烧开水供褪猪毛用，上午的猪肉批发父亲也靠在那儿过秤，里外搬动，手脚不歇。刚刚放下午饭的碗筷，父亲就跑到煮肴的车间帮助工人收拾猪下货，肴煮到锅里后父亲能返回宿舍打个盹，再去批发肴肉。晚上还要组织大家完成打冻的工作，安排好第二天一大早的销售，一天的工作才宣告结束。父亲每天都像只陀螺似的旋转着，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加班费的转了三年，等到人家经理病好回单位了，父亲的小官也当到头了，仍回到原单位继续原来的工作。按理说父亲该轻松了吧，不，他好像仍沿着那条轨迹旋转着停不下，下车间都成瘾了。我们每次去看他，就没看到他在办公室呆过，总是需要有人到处转悠着找，常常看到的是，父亲身着又宽又大的工作服从车间里走出来，衣服上满是污血，脸膛上全是汗水，只要看到我们老远就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我们那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哪，就是一头只肯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的老黄牛！

　　其实父亲也有过被提拔的机会，但都被他自己轻轻的推开去。当今的社会想升迁向组织靠拢是基础，入党才有做官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父亲的表现岂止是大智若愚，就是不识时务。我们常常听到父亲讲，几次领导找他谈话，动员他写入党申请书，父亲最后一次对人家说，还要交党费吧，我挣的太少了，交不起啊！记得当时我正是青春年少狂妄时，纯洁的如同刚刚问世的婴儿，虔诚的好似狂热的异教徒，浑身上下除了头发眉毛是黑的，其余的全是一片红彤彤。那时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一个劲的鼓动父亲努力争取入党，父亲非常难为情的说，我不会写申请啊，怎么要求？我自告奋勇，我会，我给你写！谁知被父亲淡淡的一句话拒绝掉了，不用了，我也不想那个事。你听听，就这样的觉悟啊，还真难为了我这个黄毛丫头呢！

　　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愈发的钦佩父亲的君子风度，在一个庞大的执政党的面前，在入党才能靠近官场的喧嚣里，试问有多少人能挡得住那种诱惑？而我的父亲愣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品德，善行其职，君子无党！我常常为父亲遗憾的是，就凭着父亲一根筋的作风，如果他老人家有做学问的机会就好了，准能做出点名堂来！

　　凡是对父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并不是那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吝啬鬼，父亲的一生勤俭朴素是本色，乐善好施是本能。每次单位组织捐物捐款的时候，也是父亲操办，他总是先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自觉地献上一份爱心。我们的亲戚朋友，街坊四邻几乎都接受过父亲的恩惠。张家有出远门的只要打声招呼，父亲就会给买好车船票送上门去。李家有了红白喜事，父亲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他们一把。村里的副业产品需要外运，父亲也要跑前跑后的忙个不停。父亲的会过日子在单位里妇孺皆知，一双用了一辈子的碗筷带回家的时候筷子只剩下了又细又短的半截，大碗的边缘尽是口子，看了让人只想流下心疼的泪水！我那一心为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的慈父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老好人，文革时还差点儿挨了批斗！

　　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食品厂也不例外，大部分工人都停业跑去造反了。父亲却纹丝不动，仍按部就班的上班，干活，对外界的风风雨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造反派的头头几次找到父亲，竭尽煽风点火之能事，父亲不置可否，只是笑笑，行动上依然如故。这下子惹恼了其中一位脾气暴躁的头头，大骂父亲是铁杆保皇派，在批斗当权派时非要拉上父亲一起批斗，被其他人给制止了，因为他们实在也找不出批斗父亲的理由，这是其一，其二，还是父亲的好人缘救了他的大驾啊，造反派组织里百分之八十的成员一致反对对父亲采取行动！

　　父亲生性刚毅，洁身自好，在食品公司一直是会计出纳一身兼任，却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也从不接受别人的任何馈赠，实在不好推辞的，就用差不多等价的物品还给人家。父亲的倔脾气在公司是出了名的，哪怕是领导已经签字的单子他也要逐笔审查一番才能付款，且总是怀疑人家报销的药费有家人挪用之嫌，经常指责人家所用的数量太过。我就亲耳听到了前来结账的职工抱怨到，找老唐报个药费真累，好像那钱是从他自己的腰包里掏似的，讨厌！按当时的国家政策，我们家用药单位应该报销一部分，当母亲把单子交给父亲的时候，他通常是拿在手上翻了翻后就放下了，对母亲说一句，这点钱太少了，咱自己掏了算了，不值得去报啊！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高潮不断，因为父亲的不进步也就和历次运动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文革末期全国又一次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只要是国家在册的工作人员无一幸免，这场人人有份的清理父亲是躲不过了。黄县的财贸系统先后办过三期所谓的学习班，每一期都有噩耗传出，有些不甘受辱的志士采取了极端的对抗方式，以死明志。而档案上的结论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后果自负。父亲是最后一批进去的，在里面的待遇类似软禁。二十多天过去了，父亲仍没有任何消息。妈妈非常担心，就烙了几个油面的大饼让我去探望父亲。我好不容易步行到了食品公司，人家告诉我学习班在党校。我边走边打听，七转八拐的终于见到党校的大牌子了！只见钉满了错落有致的铁钉的红色大门紧闭，门的两端各有一位持枪站岗的便衣。我和人家陪着笑脸，讲出父亲的名字。还好，站岗的大哥没有难为我，面目和蔼的去到里面找来了父亲。看到父亲的第一眼我的眼泪就差点儿滚了出来！一向爱整洁的父亲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从没见过的胡须凌乱的挂满了父亲的下巴，衣服也好像许多日子没有洗换过，满是皱褶，这和我的那个衣帽整齐，满面红光的父亲相比，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哪！父亲看到我非常高兴，满脸堆笑，接过我手里的包裹，告诉我他吃的住的都很好，什么事都没有，让家里人都放心好了！父亲这回一改往日里的说话语气，音调提高了八度，大概是说给站岗的听，以证明自己没搞串供？他的话音刚落，也没容我汇报一下家里的情况，掉头匆匆忙忙的走进去了，我一直就那样呆呆的站在大门外，看不到父亲的背影了还是往里张望着，我多么希望父亲还能转身回来，哪怕只回来看我一眼，只看一眼也行啊！我又呆了一会儿，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只好转身离去了，一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的，父亲狼狈的身影一直在刺痛着我的心。回到家里我对母亲隐瞒了父亲的现状，只说爸爸很好，就快回家了，不要妈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