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军人。用母亲的话说“你爸是提溜血脑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一直想从父亲的嘴里挖掘出他所历经的烽火硝烟的艰难历程，试图在某个惊心动魄的细节里感受战争的血腥和残酷。然而父亲却是缄口不言的，每每我问起，父亲总是眯起眼睛向窗外望去：太苦的事情，就不要说了。父亲的家就住在辽宁省复员军人康复医院附近，这所解放初期建立的医院，建园之初就是为在战争中受到创伤的复员军人设立的。然而父亲的身上早已褪去了硝烟的味道，青海剿匪，西藏剿匪，抗美援朝，父亲从枪林弹雨中走来，就像走过生命中别样的风景，从容而淡定地挥洒着整整八十个人生的春秋

　　父亲出生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小淹乡大福村，它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的湘北洞庭湖区域，自古是江南富饶的“鱼米之乡”，从地图上看，像一头翘首东望、伏地待跃的雄狮。我猜想父亲生长在这样一个富庶的地方是否也该有过快乐的童年。说起童年，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十岁就自己挣饭吃了。我是从母亲口里知道了一些关于父亲童年的支离破碎的故事，母亲说，你爷爷不知道是怎样窝囊的男人，不然，怎舍得把三个孩子送人呢？母亲的语气中充满了对父亲家族的鄙视和嘲讽。父亲七岁丧母，爷爷在一次伐木中伤了手臂，无力抚养膝下的三个孩子，伯父送到了武汉，姑姑送往了长沙，父亲留在离家乡不远的一户铁匠人家，所以父亲很小就做了铁匠铺的勤杂工。铁匠的女人嗜赌，赌赢了就高兴赏父亲两个包子，若是输了就拿父亲扎伐子，罚父亲在阁楼上下跪。父辈的遭遇造成我后来有了一个很深的心结，就是憎恨赌博的女人。父亲在十二岁那年终于有了一次气壮山河的反抗，漆黑的夜里，他逃离了铁匠家，在玉米地里挣扎了七天七夜。现在父亲的几个脚趾上是没有指甲的，我无法想象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煎熬，以至于后来父亲在苦难面前从没有过畏缩和逃避，大概那七天就已经透支了上帝对一个人的考验。

　　1950年，父亲加入了一支解放军的部队，这支队伍是丁盛将军率领的45军。父亲当兵的理由是极其私人化拿不上台面的：家乡发水，无以谋生啊！小的时候，我常常拿着父亲的大盖帽向同伴们炫耀自己有个英雄的爸爸，惹得老师欲邀请父亲给同学们讲战斗的故事，我像做贼似的逃开了，一来父亲的湖南口音难以破译，二来怕老实的父亲讲了实话，会让我颜面扫地。不过父亲在部队里的吃苦能干倒是不争的事实，17岁的父亲背着沉重的行军锅走在队伍里，像只可怜的蜗牛踽踽前行，一到宿营地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父亲在当兵的第二年就入了党，我想以父亲的思想境界对党的认识应该是很模糊的，父亲问指导员怎样可以靠近组织？指导员虎着脸回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当时有一个四川兵也在要求上进，他俩争抢着替体弱的战士扛行李，又为老百姓的水缸里挑满水，挑了多少担就向指导员汇报，四川兵精明，在报数时就掺了假，结果被指导员看出破绽，入党的事情就泡汤了。后来这位四川兵在一次剿匪战斗中牺牲了，父亲每每想起总是连连叹息，没能记住这位战友的名字，只记得个子很小，十八九岁的样子。我小的时候知道家里有一块坏得不成样子进口的全自动手表，锁在缝纫机抽屉里，时常发出哒哒的声音，我怀疑它像颗定时炸弹藏在家里，母亲拉过我们小心翼翼地说：不许对外人讲，这是你爸在死人堆里捡的。按规定，一切缴获要归公，而老实的父亲却独独私藏了这破旧的手表。父亲说，手表是连长的，是连长买给未婚妻准备结婚的。但是在那次与土匪的短兵相接中，连长遇难了，土匪残忍地砍下连长的手臂抢下手表，随之土匪被击毙，手表落入父亲的手里。我想这么多年，父亲一直在收藏一份浓浓的战友情吧。

　　1952年，朝鲜战争打响，年轻的父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我是可以想象父亲当年的样子，因为家里保存一张父亲在朝鲜安德里拍的照片，一身戎装的父亲骑着马，英姿飒爽气宇轩昂。我问过父亲是否与敌军正面交火，父亲说没有，他所在的部队负责防御，打坑道，修战壕。部队驻扎在山坳里，艰苦是可想而知的，晚上睡在木板搭就的床铺上，身下就是哗哗的水声，头顶还时有飞机的盘旋。父亲说，那一年的中秋他们每人发了一块月饼，晚上，战士们一边赏月一边吃月饼，这时一颗流弹袭来，炸飞了行军锅，锅沿正好飞到了一个战士的喉咙上，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月圆之夜！每一枚和平万岁的纪念章上，都镌刻着入朝战士的忠诚。1957年父亲从朝鲜归来，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又加入到西藏剿匪的战斗。父亲两次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一次遇到山体滑坡，飞石将眼睛扎伤，鲜血模糊了视线，幸好救护队来的及时，左眼只留快疤痕幸运地保留了下来。第二年夏天，父亲又经历了一次生死的考验，一辆卡车奔驰在去拉萨的路上，车上有两个藏民和三名战士，父亲这次是去拉萨接新兵。当汽车行驶到一个低洼地带时，不甚车翻了，两名藏民当场死亡，所幸父亲坐在驾驶楼里，当父亲和另外两名战士被救上来时，已经身受重伤在水里泡了一天一夜。父亲这次三个月没有给家里写信，心急如焚的母亲拎着姐姐找到了西藏去，母亲说，你爸真是铁打的，竟然从胸里抽出一饭碗水来，伤好了，还替别人打仗去。在生死边缘行走的父亲，似乎不会理解亲人的牵挂，他总是把生命放在自然的最高处，任凭风吹雨打。

　　1966年，父亲转业到地方，做了一家公私合营企业的党委书记。其实，父亲是完全可以回湖南或是回四川的，父亲是因为母亲才留在北方的，这使得父亲与故乡有了永久的分离。记忆里父亲的黑皮兜里总要装着一个记事本和几张报纸，回到家里就坐下来读报或是在本上写写划划，父亲从小没有机会读书，在部队粗浅地学了点文化，但父亲学得很认真，学习几个月，他就可以自己写教案教战士们识字了，他说，晚上睡觉前要在肚子上练练拼音。我初学书法时也用过同样的学习方法，大概受父亲的遗传。父亲也很喜欢我学习，在我上小学时父亲给我买了一本《语文学习》，但我一直看不懂，待到高中时我才看明白，那是王力先生的学习心得。我后来翻看了父亲的笔记本，里面都是每天的会议记录，写的很清楚。父亲讲话思路明晰，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不过他的湖南口音却很难让人接受。父亲管理的企业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人员多半是解放前的小业主，文革时各种帮派斗争异常激烈，然而父亲却秋毫无犯地躲过了那场运动，倒不是父亲的聪明与智慧，而是父亲坦荡面对生活的态度。父亲有位战友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警卫员，后来投诚到解放军的队伍，文革中有人揪住他这段历史不放。父亲主动出面为他作证，如实地写了书面材料，使自己的战友免遭一劫。父亲一生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单位的包装箱拿到家，都要如数付款。下雨天，父亲会把家里的塑料布拿出去盖单位的仓库。母亲常常数落父亲是世界上最蠢最笨的人，不错，母亲的精明能干与父亲木讷老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得父亲一直都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下。父亲每天上班骑着那台永久牌自行车，母亲十分爱惜，用大绒布包了架子，不让我们触摸。父亲却是支持我们学车的，父亲下了班进门就把铃铛按的三响，示意我们有车子了，我们躲过母亲的目光偷偷把车骑出去，回来时身上却是伤痕累累。父亲以一个老战士的经验告诉我们：战场上保全自己最重要，必要时可以丢掉车子！我们按照父亲的指示待骑到危险处两腿一叉，车子丢到一边，人就安然无恙了。不过，待我们姐弟四人学会自由地驾驭自行车时，父亲的那台可怜的永久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了。

　　每年秋天，父亲都会带领我们到田野里劳动。父亲依然穿着那件发白的旧军装，发给我们每人一只小镐，背上干粮，意气风发地出征。走进秋天的原野，我们便寻野味，逮蚂蚱尽情地玩耍，父亲从不分派给我们任务，任我们玩够了再劳动，他自己却抡着洋镐挥汗如雨。傍晚时分，一车堆得小山似的柴火捆绑完毕，我们凯旋而归。走到东河桥时，有一个很陡的上坡，这时父亲会停下看来 去  察看地形，我是很希望 父亲开口去求过路人帮一个忙的，但是，他没有。父亲看好了地形似乎胸有成竹，他像一个驾辕的老马一样拉起推车大声喊了句：一二走！我们四人就在后面用力推，果然我们顺利地上了桥，桥是年久失修的木质结构，透过木板的缝隙，可以看到低下哗哗的河水，走在上面有人整个要翻下去的感觉，当我们艰难地走过木桥时，已经是万家灯火，这时我看到汗水已经湿透了父亲浅黄色的军装。清清的东河水呀，就这样忧郁地穿过我心灵的原野！那一年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记得是个大雪天，我跌跌撞撞跑回家，试图得到些许的安慰。我见母亲坐在炕上做针线，父亲在外面劈劈柴，父亲干活的样子很专注，似乎不愿意任何人打扰。他表情严肃，双唇紧闭，一双大手紧紧握住斧头，木板随着斧头的起落发出咔咔的响声。父亲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一眼，也没注意我的存在，我想说的话此刻什么都不想说了，其实，还需要多说吗？父亲已经用强有力的肢体语言告诉了我：人家欺负你，你不哭，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伟大的人就是这样努力努出来的。

　　父亲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回故乡一次，这是父亲自己作出的一次重大决定。其实父亲在70年代初，有过两次回乡的经历，那是公出搞外调，父亲与失散多年的伯父姑姑有了一次匆匆的相见，只是留下了一张照片成了永久的纪念。正是凭着这张照片，伯父在88年只身来到了东北找父亲，那是金秋时节，伯父是被街道的大妈领到家的，站在门口的伯父大声报上自己的名字，父亲当时在厨房做饭，伯父喊了两声他都没有理会。我仔细打量起眼前的老人，那目光，那神情，那口吻，世界上还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吗？我激动地对父亲说，是我大爷吧！父亲这才醒过神来，两位老人相认的一瞬间，抱头痛哭。咫尺天涯，骨肉分离！这样的相逢怎能不叫人落泪呢？伯父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武昌鱼还有腊肉，两位老人边吃边唠起陈年往事，伯父年轻时曾在长江边上放排，一年天气大旱，伯父靠倒腾竹排有了一次小小的发迹，竟然在江边盖起了两层小楼，如今站在伯父家里，就可眺望滚滚的长江水。伯父说到兴奋处还唱起了放排时的号子，声音忧郁苍凉，似在述说一代人的艰辛。十几天的兄弟情深，竟成了永远的诀别，伯父在走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大概上天有知，让世上离散的亲人都有一个小小的拥抱。父亲这次回乡已经76岁了，家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去拜会了自己的老战友、旧相识。儿时的玩伴，果然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按照当地的习俗，祭祖是需要燃放鞭炮的，父亲买了一千元的鞭炮，站在家乡的山坳上，当鞭炮噼里啪啦想起，我的年迈的父亲，伏在一颗小树下，失声痛哭了！离家60年，走过千里万里，故乡，是他永远的守望。父亲这次回来真正有了回家的感觉，伯父一家人的热情款待，让父亲倍感亲情的温暖，他们在武汉的黄鹤楼下，留下了亲密的合影。由于气候炎热，父亲不敢久留，只待上十天，就匆匆回来了。父亲带回了安化擂茶，父亲说，喝擂茶是他们家乡的习俗，不仅清凉可口，还包治百病呢，遗憾的是家人都不爱喝，独我喝得有知有味。

　　如今，80岁的父亲依然健康的生活着，母亲离开了5个年头，父亲要对付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孤独，他每天的工作除了下棋就是看电视健身，父亲首选是湖南台，后才是辽宁台。偶尔也会坐下来读书，父亲每次到我家找书，我都会给他拿军事方面的书看，那次，我在父亲的案头看到一本鲁迅的书，我问他读得懂吗？父亲说，读了，论雷峰塔的倒掉。我不得不刮目相看我的父亲。几天前我去看他，父亲正在把通红的干辣椒用剪刀剪碎，后炸成辣椒油用小瓶子装好，父亲是离不开辣椒的。整个过程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事情做得有条不紊。其实，这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生都是沉默的，他用沉默面对着生活和苦难，以一种看似柔弱的内敛的力量，在他生命的历程上，留下两行扎实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