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九三七年，今年已经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也许她就像她的相属“牛”一样，几十年来，她为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付出了青春、容颜，真的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辛苦了一辈子，到今天还是闲不下来，还要照顾和她相濡以沫了近六十年，如今被疾病折磨的，我们的老父亲！母亲是地道的农家妇女，但她又不是一般地普通农家妇女，正如她的姓氏，在我们村子里，她是做农活急急火火，办事情雷厉风行的人。在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的眼里，她又是远比父亲严厉的母亲，她对我们的成长成才有着比一般人远得多的考虑，也有着更加远见的安排！我们兄弟姐妹分别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大哥与小妹的年龄相差十七岁，这就决定了我们读书的时间，父母亲供给我们读书的时间要漫长得多。在农村没有多少经济收入的情况下，父母亲要为我们读书付出一大笔钱，而父母亲唯一的办法就是多挣工分，以此在能尽量多分到解决温饱的粮食的同时，能在年终决算的时候，能够分到几十或者几百块钱，能够给我们缴学费、书本费，还有就是在过年时穿上新衣服！所以，每年生产队公布每个社员的工分榜的时候，我父亲是男社员中最高的，而我母亲是女社员中最高的！在农村里，供孩子们读书并不是一件轻轻的事情，读小学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村子里，因为父母亲忙于农活，家务活就落在孩子们身上，比如打猪草，放羊，包括洗衣服洗锅碗等等。母亲为了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学习，总是尽量自己把这些活做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她也是给我们安排好，先做那些，再做那些，这样也就无形中让我们都养成了做事有序的良好习惯。

我和哥哥上中学时，每天要徒步到十公里外的镇上，当时家里没有闹钟，为了不让我们上学迟到，母亲总是睡醒一觉后，就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用看月亮或者猎户座星星的位置确定时间，然后叫我们起床，等我们走后再睡一会儿。在母亲的眼里，孩子们的前途远比她的身体健康重要。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只有十八岁，而我们这个家庭是有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父亲弟兄七个，加上我爷爷奶奶，大伯母和她的几个孩子，每天的生火做饭就是一个大问题大难题。后来二伯母嫁给我二伯后，我们这个家里就有一个婆婆，三个儿媳。如果放在今天的话，这个家庭里一定是矛盾重重了。不说做农活的事情，单是每天安排谁做饭就是让我奶奶头疼的事情了。但是我母亲、大伯母、二伯母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那就是互相体谅，互相体贴，互相帮助，她们妯娌三个从来没有红过脸，更别说吵架了。而且她们把这个好传统保持了几十年之久。前几年大伯母瘫痪在床，虽然五十年前就弟兄分家另过了，但是我母亲、二伯母几乎天天过去看大伯母，给她洗澡擦身，家里做了好吃的，也不忘給大伯母送过去。几十年来，村子里面的人们都羡慕她们妯娌几个，也从来没有听她们说婆婆（我奶奶）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听到的都是婆婆的这个好，那个好。俗话说“一辈好儿媳，三辈好儿孙”，我的母亲和我大伯母、二伯母都做到了好儿媳的标准！我的母亲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但是她一点不比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差多少。也许因为她上过“速成班”的教育的缘故，能够看书再加上外祖母的宽厚待人待物的言传身教，母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中见大的教育方法多一些。

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心要实，火心要空，人心不实做不了好人，火心不空烧不了大火。”在她看来，实心做人做事才是立身之道，虚心待人对人才是待人之道。母亲还是急公好义的人，尽管她一辈子都是一个和田间地头庄稼打交道、常年和锅台炕头锅碗瓢盆有交情的农家妇女，但她对公家的事情远比自己家里的事情看得重。我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三年服役期间家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她和我哥哥顶着担当着。大约是我离开家里的第三年，我父亲得了一场大病，浑身泛绿，不能下地干农活，整天只能躺着。那时候农村土地承包制刚刚开始实行，家里的二十多亩土地，都是她一个人耕种打理。我哥哥参加工作不久，四个妹妹都在上初中上小学，都帮不了她多少忙，如果能也就是星期天一天时间。即使这样，她也不让哥哥妹妹写信告诉我，怕我因为担心家里的事情，而影响到我在部队安心服役，就这样自己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三年服役期满回家探亲时才知道这些事情。母亲没有豪气冲天的豪言壮语，没有慷慨激昂地华丽说辞，她用她柔弱的肩膀托起了我们的那个家，为我们托起了一片天空！如果拿农村与城市相比，农村的乡邻中间鸡毛蒜皮的小矛盾小争执更多一些，大到地垄间的几个界石，小到房前屋后的水路，再到道听途说的闲言碎语，都是引起矛盾冲突的导火索。对于这一切，母亲从来不主动挑衅，也不参与，总是宽宏大量的对待，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当我们这个县县委副书记的我五婶，也对母亲尊敬有加。每次五婶下乡镇检查工作，或者逢年过节她都会来看望母亲，和她的几个妯娌拉拉家长，她尤其对我母亲敬重，称赞母亲教子有方，处理事情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