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孃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大年十四的早上，突然接到大孃病重的电话。我们赶到的时候，她家已经围了很多人。大孃躺在火炉边的沙发上，靠在表姐的怀里，脸色苍白，只有呼出的气，没有吸进的气了。任凭我们怎样呼喊，她都没有回答一声。下午四点，小街上噼噼啪啪响起了过年的鞭炮声，这讨厌的鞭炮声似乎惊醒了沉睡的大孃，她睁开眼，眼珠转了转，看了看身边的人，像是出远门前打招呼一样，突然，眼睛一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们呼天抢地地哭喊，可是，大孃再也没有回应，就这样匆匆地走了，连正月都没过去。

　　 大孃的葬期安排在正月二十，中间相隔差不多一个星期。我们只好先赶回单位上班。但这几天，我做什么事都静不下心来。好几个晚上，我与家人一起回忆大孃及我们家的苦难人生，讲到伤心处，我为了不让眼泪流下来，常常借故放慢语速，或起身到客厅倒杯水，稳住情绪再继续叨唠，有时叨唠到深夜一两点。但这些都不能解除我心中的疼痛。这几天，我才体会到血脉亲情是有一条条根相连着。大孃的离去，一下子挣断了这根血脉，明明是看不见的，可它分明那么痛。上班的时候，我魂不守舍，什么事都做不好，常常无缘无故眼眶潮湿，或长长叹一口气，只好找些书来读，减轻我的疼痛。

　　 我们家是一个历经苦难的家。祖母去世时，幺爷才半岁，十七八岁的大孃就接过了养育幺爷的重担。一家人还没走出伤心的阴影，祖父又被送去劳改，一去就是三年。大孃出嫁后，家中剩下年仅7岁的我爹和3岁的幺爷。那时阶级斗争非常激烈，人人都跟地主划清界限。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爹和幺爷饿得奄奄一息。人们都说，完了，这家人完了。当时正逢饿饭年成，到处饿死人，整家整户饿死的不计其数，房屋边，田野里，大路旁，到处都是尸体。特别是食堂门口，饿死的更多。爹和幺爷会不会饿死，谁也不知道。

　　 那些年，大孃怕爹和幺爷把集体分的那点粮食几顿吃光，每次分粮食，她都回娘家来，用小碗一碗一碗的量好，用纸包好，每顿煮一小包。爹和幺爷听大孃的话，从来没有寅吃卯粮。青黄不接的时候，晚上饿得实在受不了，爹就钻到油菜田里拣来油菜叶，幺爷拿着麦草点亮，把菜叶洗干净，然后用白水煮，放点盐，就是最好的晚餐。要说那时的邻居不知道爹和幺爷晚上偷集体的油菜叶充饥也是假的，但他们都装着不知道，更没有起黑心，爹和幺爷才活了过来。那时什么都是集体的，虽有自留地，但没农家肥，蔬菜种不好。大孃家住街上，每到赶集天，她就准备一挑大尿桶，放在猪圈门口，方便赶集的人。晚上集体收工，她就趁着月色，挑着这一挑肥料，步行四五里，像挑一挑月光，又像挑一挑希望，挑到我家自留地，手把手地教爹种菜，只要自留地常年有菜，我们就不会饿肚子。

　　我们读书那些年，虽然地方下户，但因天干水旱收成不好，我们吃长饭，肚量大，消耗大，读书费用高，常常没钱了就到大孃家去借，没吃的了也到大孃家去借，常常靠大孃家的周济渡过难关。记得我刚到县城读书的时候，因为不懂事，写信的时候就一五一十地把在学校冷啊、没火烤啊、衣服单薄啊这些小事也写在信中，大孃听着吴姑爷念信，哭了几场，想方设法帮助我们。我从爹的口中得知后，后悔不该再给大孃增加思想负担，于是我就学着欺骗她。不管在学校如何差钱，如何挨冷受冻，我都写信说，我在外面很好，尽拣好的说，大孃知道我在学校过得好才放心了。后来我外出打工，仍然欺骗她，甚至连父母和亲友也欺骗，尽管受尽千难万苦，我都擦干眼泪写着家信报平安。大孃心软，听到我们有点什么不好，就爱流眼泪。我宁愿欺骗她，也不愿让她再流泪，所以这个骗局一直持续到现在。就在大孃临终前，我们在她耳边喊“大孃，大孃啊！”虽然大孃没答应，但我们喊一声，她的眼角就有大滴大滴的泪珠滚出来，我们反而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敢再喊了，怕伤她的心，我们没喊的时候，她却走了，早知道，就该一直喊呀喊，把她喊醒过来就好了。可如今，再也没大孃喊了。

　　 3年前，大孃病重。她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年近古稀的姑父和两个小孩，连送医院都没法。爹从桐梓回去，一下子把她背起来，找车送到桐梓，三弟又将她送到遵义，在贵阳当医生的二弟立即赶回来给她把脉下药，一家人守着治疗，才把大孃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但是，夺回了生命却夺不来健康。这最后的两三年时间，大孃基本上走不动了，多数时间躺在沙发上养病。沙发正对的是电视机。她什么节目都不感兴趣，但桐梓电视台的新闻，她会雷打不动地定时收看。她眼睛不好，差不多要碰到电视屏幕上，才能看清电视图像。但她一旦在电视上看到我们在电视里面出现，她就会大呼小叫的，叫家人快来看，说看到“培”了，看到“伦”了。说实在的，我这个人从来不讲究穿着打扮，也不注重形象外表，懒懒散散的，但自从知道大孃的这个秘密后，我又开始注重形象，每次遇到县里面开展大型活动，我都会把头发理一下，把衣服穿得整洁一点，我怕记者不小心把我拍摄进去，怕大孃看见我不如他人的样子影响心情。每次看到我们在电视上出现的镜头，大孃就会高兴几天，逢人便讲她又看到谁了，穿得什么衣服，在做什么。我们很少回老家，也很少去看望大孃。大孃却用收看电视新闻的这种方式来看到我们，从中了解或猜测我们过得好不好。前十几年，没有电话，只有写信，我们写回去的信，她一没事，就翻出来叫吴姑爷念给她听。大孃没进过学校门槛。她全凭记忆，把每一封信的信封的样子牢牢记住，常常一翻就能知道哪封是哪个写的，是哪个时间写的，写的是些什么内容。后来，家乡通电话了，我们也就再也没提笔写过家信了，实在有事的时候，打个电话就行了。可是，大孃的晚年家境有些困难，连电话都没安。要打电话只有打到邻居家，才能喊她接个电话。最近两三年，大孃卧病在床，走不动了，我们就连电话都打得少了。就在今年春节期间，大孃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但她却不让家人给我们打电话。她说我们忙，怕耽搁我们。直到正月十四这天早上，我们才接到大孃病重的电话，我们赶到的时候，大孃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们喊：“大孃，大孃啊！”大孃的嘴巴努力在动，却只有一口痰在喉咙“呼噜呼噜”地响，努力了几次，都没有说出来一句话。

　　 我站在大孃家门口打电话，告诉二弟、三弟大孃去世的消息的时候，看到大孃家门上的春联，红红的，还带着什么福呀寿的，让我格外难受，我走上去，几把就把春联撕了，像撕碎了整个春节。

　　 大孃离去的头一天正好是立春，我想不通，冬天都熬过去了，春天来了，大孃为什么还要丢下我们，难道还有比人间的春天更好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