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人地位卑下，与金尊玉贵无缘，那时候，却家家都有几件玉器。就连邻村那个拉着儿子讨饭的麻脸寡妇，棉帽正中也缀着一块半寸见方的白玉，棉帽脏旧，玉却洁净，时时闪着银色的光。她儿子细瘦的脖子上，挂一只长命锁，豆绿色，玉制的，扁扁的似打火的火镰儿；系长命锁的红绳儿已被泥污汗渍弄成乌黑，那玉仍明明地透出翠色。

　　玉不当饥寒，也少实用价值。但，贫穷之人也有玉，除了温饱，似乎也有别的需求。在庄稼人心里，玉身上或许还有许多意思，甚至意义，不会言说，却朦胧感知。玉也参与农夫农妇的漫漫人生，在苦咸酸辣的凡俗日子里浸泡，在时代和生活不可预知的动荡簸弄中，失去或破碎，仿佛连念想也没留下。

　　我家也曾有玉。

　　奶奶有一柄玉簪。其实是黄铜做的簪子，只手拿的大头镶一粒比蚕豆稍小的碧玉，沉甸甸的，晶莹而美丽。老人家只在赶庙会或走亲戚时，才从抽屉取出，梳罢头，绾好髻，一手握发，一手细心插入。我印象最深的是，奶奶那次回娘家(这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缠脚、扎腿、梳头一毕，穿上蓝靛染过两遍的老蓝土布裤褂，去灶屋门外弯腰对着水缸，以水为镜，插上簪后，头左摆右摆，看是否周正，而后，提起小包袱，登着三块石头支起的捶布石，跨上父亲鞴好的驴。奶奶骑驴顺着夹在草丛的村道去了。我看见，驴尾巴左右甩得很活泼，那玉簪在早霞里闪闪烁烁，像一只小巧的彩蝶儿追着飞。

　　奶奶头发日渐稀疏，日渐苍白，终于绾不成髻，只能用头绳儿扎个纂儿，最后，那纂儿没有墨水瓶大，就再也插不上簪了。那簪还在，老人家交代，死后入殓时放头下。那是奶奶的陪嫁物，带着青春的记忆，想必要把那记忆带到人生的终点，或许还要带往来世。然而，奶奶死于大饥荒开始时那个春天，死在堂屋东间铺了一把柴草的干地上，头枕一块坯。闭眼前不再说饿，只要簪子。那时，家里只有四堵墙，家具全无，哪里还有玉簪啊。五年前就准备好的棺木，也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被劈开扔进了“大炼钢铁”的“土高炉”。老人家带着大大的遗憾去了……

　　母亲有一只玉镯，乳白色，带几丝绯红的晕。原是外婆的。外婆说，是她外婆传下的。她外婆是财主，花三斗小麦买的。母亲并不戴，整日干农活，做家务，不免磕磕碰碰，很容易打碎的。只是珍藏在箱底，珍藏着先辈留下的一脉圣洁温润，一脉对美和高贵的隐隐追求。也偶尔拿出来看看，摸摸，戴腕上试试。母亲皮肤白皙，戴上很相称。如果生活在富家，她很配戴这漂亮的玉镯。我也要拿手里摸摸，母亲一再叮嘱“招呼着，招呼着”，才给我。那物件儿硬硬的，又柔柔的，凉凉的，又温温的，滑滑的，又腻腻的，摸着好受用。

　　“大跃进”的火热日子里，母亲被派往一个叫小郭庄的地方修水库。家已不像家，玉镯无处藏，就从里屋的墙缝取出，带上去工地。当然不能更不敢戴腕上，只能装内衣的口袋儿里。母亲挖砂，担土，抬石头，干男人的活儿。那时的口号是“超英压美赶苏联，不怕少活二十年”，都得拼命干。母亲也是小脚(她幼小时紫禁城里已没了皇帝，孙中山下令放脚，外婆思想老旧，硬逼着缠脚。后来母亲多次埋怨外婆，却也晚了)，就要吃更多苦。两脚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地上捣啊。一次“会战”，母亲在坝上搬石头，狠狠跌了一跤，碰破了额头，同时摔碎了玉镯。那一刻，她一定很伤心，不为出了血，是为毁了玉。母亲没闺女，原准备把它传给未来的儿媳妇的；碎了玉，也碎了心。那以后，母亲一定很怅惋……

　　父亲吸旱烟，烟袋秆是竹制的，年深月久，已使成了褐色。上端嘴噙的哨儿(也叫烟嘴儿)，是玉的，姜黄色，兼有几点茄花色。下端的烟锅儿是红铜的，左右两旁，被粗糙的手捏得光亮。再配以拴在烟袋秆上的烟布袋儿、火镰儿、火石、纸媒儿，和一根系于烟布袋儿上用于挖烟锅里积存的烟灰烟油、下端呈勺状的细铁丝，就是全套吸烟工具。爷爷早死，父亲十二岁就学会种地，同时学会吸烟。庄稼汉都吸旱烟，只那个一身婆娘气的小五爷不吸烟，都说他不是男人。来了邻人、客人，总先拿出旱烟袋，手握哨儿擦一擦，双手递上。只几个穷极的男人烟袋秆上没哨儿；庙会上买个最短最赖的玉石哨儿，要花二升高梁的钱呢。父亲的烟袋哨儿是爷爷的。爷爷去世后，除留下四亩半地、两间漏雨的草屋，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个玉制的烟袋哨儿了。富户老三爷，是三里五村的名人，吃得开，面子大架子也大。他的紫竹烟袋秆比擀面杖还长，烟锅儿亚赛小瓢，玉哨儿足有一柞长，淡青色，洒雪花状斑点，似夏日的蓝天上飘着白云。他掂着烟袋或把烟袋半截插入脑后长衫的领内，在村里大摇大摆走，烟袋哨儿跳跃着耀眼的闪光，很是气派，令乡亲们羡煞。他的旱烟袋很少让人吸，偶尔有人吸过，会炫耀几天：“嗨嗨，三掌柜叫我吸袋烟……”据说，财主的老太爷吸水烟，水烟袋是白铜的，镶着玉环。土改后分给一个好吃懒做的贫农，贫农吸不惯，卖给了收荒的，换的钱买二斤烧酒，回到家两天喝光。

　　在家里，父亲早晚喂牛时吸烟。不吸时，烟袋挂堂屋前墙檐下楔的枣木橛子上。那些年，父亲庄稼种得好，奶奶母亲纺线织布，家里有吃有穿。而且共产党来了，天下太平，不必再跑土匪。日子就过得安适，滋润，圆满。父亲蹲在院里的枣树根上，或坐在牛槽前的木墩上吸烟，有一种幸福感，甚至陶醉感。忙时候，挂在墙上的烟袋，那黄的哨儿，褐的秆儿，红的烟锅儿，和盛开的榴花、满树玛瑙似的枣、树上挂的金色的玉米棒，磨扇做的石桌上破瓦盆里的指甲花，加上从大门里出出进进的鸡、狗、猪、羊，恰好构成一幅堪称《农家乐》的斑斓的画。我牧牛、割草归来，进大门就看见父亲的烟袋；一看见，就有一种踏实感。不太久，来了“统购统销”，一再强逼父亲把所剩无多的粮食再次卖掉。紧接着，来了“合作化”，土地、牛驴、大车犁耙都入公。父亲不愿下地干活，一直给生产队喂牛。他说：“都不出力，看着气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吃不饱，活该。”那些年，他吸烟更多，吸的是闷烟。他心里的苦，无处倾诉。

　　大概在我还穿开裆裤时候(农村娃娃煞裆晚)，一个金色的黄昏，父亲说，玉石出在独山。南阳府有很多玉铺，卖镯子啊、簪子啊、耳坠儿啊、烟袋哨儿啊，都是独山的玉石做的。我问独山在哪儿，他向西一指：“那儿，离咱这儿六十里。”我直头看去，夕阳落照里，地平线上鼓鼓地拱出一弧碧蓝，像一个倒扣的瓦碗。想，那里漫山遍野的石头一定都五颜六色地闪光，像奶奶的簪子，娘的镯子，爹的烟袋哨儿，不禁对那山心驰神往。长大后，才知道，玉藏在独山肚里，开掘出来，十分不易。从毛石成器，到商贾流转，到进入我家，到渐次失灭，每一件，都仿佛带着一篇《史记》……

　　前次还乡，又一次去看残破的旧屋，不期发现檐下那个枣木橛子竟然还在，却没了父亲的旱烟袋，连同那个姜黄色洒紫点的玉哨儿。那物件儿早已不知所终。父亲三十年前已过世，就在正要分田到户的那个春天不甘心地猝然离去。这个把土地当成性命的庄稼汉，终于没种上自己的地。他的后半生活得惨淡，只有旱烟袋相伴。

　　庄稼人失去了玉，不只失去了玉……

　　如今，乡亲们丰衣足食。新媳妇可能有一两件金银首饰，从没听说有玉器。男人们都吸纸烟。带玉哨儿的旱烟袋几乎绝迹。

　　玉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