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爹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每每想起，心里总是酸酸的，苦苦的。

　　 老爹勤劳一生，却始终未能摆脱贫寒。他冬天的棉衣，是用黑花旗布做的袄面，多年就那么一件，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还在穿，为暖和些，经常要在腰间系一条布带。一顶不知戴了多少年，后领被磨得掉了毛的狗皮棉帽，破旧得露了棉花，尽管被老妈用几块旧布缝上了，但那晒得发白的帽面，早已辨不出原本颜色。他的衣兜从不揣钱，他也没有钱，100元钱对他来讲都是天文数字。在他老人家七十几岁时，有一次，二姐见老爹又打开小木箱，就开玩笑地说“看看咱爹箱子里有多少钱啊”，一句话引得他老泪纵横，边哭边说：“我哪有钱哪！”从那以后，我们春节回家给二老的贺岁钱都要分成两份，当他第一次笨拙地接过贺岁钱时，那种羞涩的，甚至极不自然的表情，让我终生难忘。老爹是一个极要强的男人，宁可身体受苦，不让脸皮受热，一生不求施舍，更不爱外财。在我上小学时某一天，在放学的路边捡到1元钱，回家便遭到老爹的严厉训斥，硬逼着我把钱送回原处，说：“那不是咱们的钱，不能要。”但每年三十晚上，他却都要主动留在生产队喂牲口，把回家的机会让给别人，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是老爹为了多挣5元钱啊！

　　 老爹去世的那几天，西北风特凶，呜呜地刮着，与吹鼓手奏起的喇叭声和在一起，听了，直叫人揪心般地难受。有时，那大风还会把灵棚摇得晃动起来，几柱架着帐篷的木杆嘎嘎地响着，听着那响声，我的思绪又回到老爹亲手盖的那三间老屋里去了。

　　 老屋就在新房后院10米处，盖了新房以后被扒掉了，那是刚搬来密山那年，由老爹和爷爷二人亲手建造的。施工中，老爹既当瓦匠又当木匠，不到五个月时间，三间草房便落成了。这三间草房，除了两根大柁和十几根檩子，用的是上好木料以外，其他材料都是廉价的，墙体是用草垡子砌的，屋架是用柞木杆搭的，房盖是用毛草沾上黄泥粘成的，上边再覆盖一层厚厚的苫房草保温。因没钱做新门，外屋大门是舅爷送的一扇旧门，当时已经很破了，尽管让老爹修理了一下，但还是四处漏风，用绳子都拴不住。每当冬天刮大风，外屋门总是咣咣地响着，早晨起床准能见到，顺着门缝吹进来的一堆雪，门框四周也是挂满着白霜，水缸里还能见到一层冰。尽管草房条件不好，但那时，我们全家人的日子却过得津津有味，尤其是老爹每天都乐呵呵的，时不时就用唱歌的方式念上一段书。在我当了四年兵探家时，眼前的那三间草房明显地破旧了，前墙裂了个大缝子，原来平整的屋脊也变得高矮不齐，山墙和大柁间明显地塌陷下来，屋檐也是歪歪扭扭的，在外门口处，塌陷得尤其厉害，压迫得门框都变了形，屋门每次开启，总是下边儿贴着地皮儿，上边儿磨着扭曲的屋檐。而老爹更是变得老态龙钟，再也不是原先那个步履矫健的老爹了。那一次探家，着实让我心酸了好一阵子。

　　 还记得搬进新家时的一件事儿。那几天，我们姊妹几人都是异常兴奋，特别是我和四姐，只要醒来就开始围着新房跑出跑进的，好不高兴。一次捉迷藏，四姐藏进西屋，并插上门闩，我怎么也推不开，就急了，一脚踹在门板上。那门板，是老爹用一块块窄木条拼成的，不很结实，当我一脚下去，立时就将门板踹折了一块。哎呀，这回可要惹祸了，老爹知道非挨揍不可，我和四姐都吓得不行。老爹看到后，便半跪在地上，用锥子把折了的门板穿上两个洞，再将铁丝引进去，用钳子拧紧，修好，并没有责怪我们。但严肃的表情里除了认真，分明还掺杂着一份自责，仿佛门不结实成了他的过错。这扇用铁丝捆绑的木门，一直用了许多年，每当看到它，我总有一种愧对老爹的感觉，这种愧疚感，一直深藏在我心里。

　　 老爹出殡的前一晚，风好大，呼呼地叫了一夜，在田野上堆起一个个厚厚的、大大的雪岗子，把路口全都埋住了。弟弟带着一帮年轻人，用铁锹奋力挖着，差不多半个钟头路才挖通。当车队再次启程时，东方渐渐泛白。

　　 我想，这该是家乡的雪、家乡的路、家乡的河、家乡的黑土地在用一种特殊的深情，为老爹做最后的送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