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已经走了20多年了。

　　 1950年，我们家住在黔阳县安江镇，刚刚解放时，安江城里的秩序还不是很安宁，时不时有残匪进城骚扰，烧杀抢夺。而当时安江汽车站站长是土匪安插在运输部门的一个坐探。因此，凡是剿匪部队出城去剿匪，十有八九都受到土匪的伏击和拦截，使部队受到一些损失，伤亡一些战士，弄得车站人心惶惶，谁也不愿意去上班。而我父亲却老老实实天天去上班，并且经常替人家值班。虽然我家就住在车站对面，可有时车多，工作忙不过来，父亲不能回家吃饭，母亲总是要我去送饭。

　　 那时候处在雪峰山脚下的塘湾汽车站，隶属安江中心汽车站管辖，塘湾是土匪经常出没逞凶的地方。有一天晚上，车站站长莫名其妙地被土匪抓去在电杆上绑了一夜，说是车站的车子运解放军，来打他们。第二天站长跑回安江，怎么说也不肯再回去，组织上只好把我父亲调去任站长。

　　 1953年我们把安江的房子处理了，举家搬到塘湾。谁知道，这一搬就是20多年，直到1974年才离开塘湾。我在父母身边度过了5个冬夏，5年的岁月中，我亲眼目睹了塘湾车站从开始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后来逐步增加到了十几个人的发展过程。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只读了几年的私塾，这样，车站的一些粗活脏活，比如给汽车加木炭、加水，装卸行包，为南来北往的驾驶员生活服务，煮饭炒菜，打扫卫生等，都是我父亲去干，全然不像一个站长，倒更像是一个勤杂工。当时我还在念书，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自在，有时也要向父亲问两句为什么？父亲就教育我：“一个站就是一个家，主家的人就是要能吃亏，吃苦。要知道做事是累不垮一个人的。他们有文化，让他们干，发挥他们的作用，只要把工作干好就行。”他不仅这么讲，也是这么做。有时深更半夜，刮风下雨，车子来了，需要加炭加水，人们要吃饭，要烤火，他们总是喊“李站长！”父亲的言行从那个时候起，便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底，一直在我往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1966年，有一次我在安江公司开会，父亲从塘湾跑来找我，商量他退休的事情。我觉得他干了一辈子，辛苦了，也该休息休息了。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何必还当什么站长。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是熊熊燃烧之时，锋芒直指“当权派”。他依了我的意见，办了退休手续。可是他工作并没有退，每月虽只有几十块钱退休费，同样还是起早贪黑，忙个不停。那时候，国家在修湘黔铁路，塘湾虽然是一个小站，但正处在三岔路口，一边通邵阳，一边通安江，一头又连接溆浦，每天来往经过的车辆很多，吃饭的人也多。他就为车站食堂搞采购，每天清早坐车到洞口、隆回，有时甚至到邵阳、湘潭去采购生活物资，不管怎么样他都总是连夜赶回来，以保证第二天食堂正常开餐。就凭他的“人缘、人品”，这一路上杀猪的、卖菜的，只要一提塘湾车站“李站长，”没有人不夸他是个好人。时间过去几十年了，那些老人还记得他。2009年我小孩重返故地，尽管塘湾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只要讲起老李站长，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清楚。

　　 塘湾车站的食堂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好采买，因而办得红红火火，远近闻名。凡路过这里的车辆司机，都要在这里停车吃饭，无不夸口称赞。但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我父亲，说：“都那么大一把年纪了，早出晚归，风尘仆仆又何苦呢，食堂办好了，又没多给你一分钱退休费。”听到这些好言相劝，我父亲只是淡淡地一笑：“反正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干。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每个月还发几十块退休费，身体还好，能够做点事，为什么不做呢？”

　　 1974年，母亲病重，我把他们两位老人都接到通道，他才停止了工作。

　　 1979年，我任通道车站站长，他老人家又有事做了，每天要到我们车站转一转，看一看。晩上我下班回家，他就要同我讲一讲，车站工作还有哪些没有到堂，哪一个妹子服务态度不好，哪一台车子又没塞三角木等等，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1988年，父亲已经是89岁的人了，但精神很好，耳不聋，眼不花。为了让我们好好工作，他还操持了大部分家务事，把家里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6月12号，父亲感冒了，送他去医院，却死都不肯去。没有办法，我给他服用了两颗速效感冒胶囊。中午，见他稍好一点，又吃了一小碗饭，下午我就给他服用了4颗，心想加点量，可能会好得快一点，结果，到晩上便呕吐不止，连胆水都吐出来了。正当我慌神时，一个朋友来我家玩，他是个医生，见状便问我吃了什么，我如实把情况告诉他，他讲这是服药过量，多喝点水，好好休息。如情况发生变化，要赶快送医院。

　　 晚上我守护着他，没见有什么变化，第二天我到怀化开会，人还没到，家里就来电话告知，父亲已送医院抢救。等我开完会回到通道，不到一个星期，他老人家便与世长辞了。

　　 老父离世20多年里，我心里一直在颤抖，良心也一直在忏悔，只要提到父亲，我心灵就感到不安。如果我当时不给他老人家过量服药，如果当时去问问医生，也不至于造成这样无法弥补的大错，父亲便不会引发其他病症，也许能活上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