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次生命

首页 > 美文 > 情感美文/2019-01-21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用“命运多舛”来形容我的上半生,我觉得十分贴切。

   据母亲说,我两岁半时出麻疹,出到腰部,那红红的疹子死活不肯再往下走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可当时母亲年纪尚轻,并不知我已经并发了肺炎。就在那天中午,我父亲要出差远行。他看了看帐子里的我,还是走了。

   当时我们都随父亲在一个叫“文成”的农机修造厂里,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山区举目无亲,而我的二弟才五个月大。

   那个晚上我发高烧,抽搐,鼻翼一翕一翕的。母亲抱着我去挂急诊。见我抽得那样,医生叫所有排在我面前的急诊病人让开,给我先看。医院很快就下了病危通知单。接下来的日子,母亲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二弟,在医院那张狭窄的病床上住院一个星期,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0岁那年,父亲已调回台州,我也在海门红旗小学(现在的椒江实验小学)上三年级

   上完体育课,我觉得全身乏力,人都快虚脱了,便向老师告了假,步履蹒跚地往家走。学校离家很近,只要穿过一条五六十米的茅坑弄堂就到,可是我却走得很艰辛。到爷爷家的老屋时,几乎连跨门槛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浑身疼痛,尤其是右腿。我一瘸一拐地终于挪进那十几平米的家,一头栽倒在床上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我是被母亲的叫声弄醒的。她抱起了我,用自己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她一直来都是这样给我们试体温的。只听到她说,滚烫!我睁开眼,发现我那三个月大的小弟躺在我身边,不住地蹬着一双小腿。这时我父亲也下班回家了,母亲告诉他,说我病了,得赶快背着我去人民医院(现在的台州市立医院)。

   接诊的是一位中年医生。我虽然烧得迷迷糊糊的,却记得他当时正在和一个熟人闲聊,对我们的到来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父亲赶紧递过烟去,他老大不情愿地转过头来,接过烟看看,扔在桌上。他问我:“怎么啦?”我艰难地开合着嘴巴,说:“难受,腿痛,肚皮也痛。”父亲补充说:“还发烧。”这位医生从一个瓶里抽出一支体温计,一下子杵到我嘴里,又和那个熟人聊天去了。他聊得太专注了,以至于父亲给我拔出体温计看了,紧张地喊:“医生,高烧四十一度!”他才回过神来。

   那个和他聊天的人说:“陈医生你忙。”起身走了。于是我们知道他姓陈。陈医生在我嘴巴里、脖子上鼓捣了几下,断定说:“重感冒”。父亲怀疑地问:“那腿疼肚皮疼呢?”医生说:“重感冒浑身都痛。”

   于是开了药方,让我连挂三天大瓶。父母亲天天背我去医院,天天挂好几个大瓶,把小弟留在家里让二弟照看。我很不好意思,我是大哥,不但不能帮父母的忙,还老让他们背来背去。可是我腿上的肿块越来越大,疼得根本无法下地。三天的针都挂完了,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

   接下来是个星期天,母亲把我背出门时,说:“今天人民医院休息,我们到中医院去吧。”一进中医院那个老式四合院的大门,一位和我母亲熟悉的、高个子护士就喊着我母亲的名字,她指着背上的我,问怎么了。母亲就把我的病情说了。那位姓周的护士让我们进了她的外科工作室,让我躺下。她在我的腿上、肚皮上摸捏了几下,说:“脓毒败血症吧?”母亲的脸一下子吓得煞白。周护士说:“我也说不准,明天找个好医生仔细看看吧。”

   整个星期天,我又在中医院挂了两个大瓶。

   第二天,我又被背到人民医院,接诊的还是那位姓陈的医生。母亲提到了“脓毒败血症”五个字,陈医生犹豫了一下,开了许多化验单。一圈下来,我被确诊为脓毒败血症。陈医生当着我的面说,这病十分凶险,尤其是儿童和老人,病死率百分之九十!他晃着脑袋,做出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住院医医看吧。”

   我虽然小,也知道这“医医看吧”不是什么好事儿。却因为小,对“死”的概念很淡薄。现在想来,这说法对当时我的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赶紧为我办了住院手续。父亲跑出去买了本医学的书,成天翻看。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病的病因,一般是细菌从伤口进入血液循环,引起全身感染而起。于是我记起了前几天匆匆跑过茅坑弄堂时,被一块石头蹭破了一块皮,肯定是那个伤口惹的祸。

   隔壁病房住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陈医生指了指说:“他也是脓毒败血症。”我看了看那孩子,一刹那明白了什么叫“同病相怜”。

   这病很是难治,试用了几种抗生素效果都不理想。那些肿块像不安分的幽灵,在我身上到处游走,今天在肚皮上,明天就到了胸口,后天又到脖子上。它们就像雨后春笋,防不胜防地会从某个部位冒出来。有一天我呼吸困难,气喘如牛,肺好像就要炸了。护士赶忙推来氧气瓶让我吸氧,医生说是可恶的脓毒们跑到我肺里去了。

   后来改用了红霉素,那红霉素的反应我至今想起都后怕。瓶子挂上去才一会儿,肠胃就翻江倒海般的难受,接着,仿佛有几十只老鼠在我体内奔突,啮噬着我的心肝,叫我坐也不是,卧也不行。难受使我都吼出声来,好几次都想把针头拔掉,但知道这是治病,拔不得的。接着我又恶心又呕吐,吐了一地,吐得眼泪鼻涕的,很是狼狈。就这样上午吊针下午吊针,病情却没有好转,我经常神志不清,说胡话,身体多处出现了脓肿。轮到那位陈医生值住院病房的班,他断言我活不下去了,劝父母亲把我背回家去。

   那天,隔壁那个男孩被一条白单子盖得严严实实的,推了出去。多年后母亲跟我说,那天她见到那个孩子走了,她自己差不多已经崩溃了。

   然而父母俩决不放弃。有一回陈医生摊着双手,对我父母说“药物对你儿子来说无效,我是治不了了。要么你们自己说,用什么药吧。”爸妈就根据医书,真的说出些药名来。陈医生就像个听话的孩子,乖乖地记了下来。从那开始,医院就用我自己父母拟的药方给我吊针。

   父母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找有名望的老中医,开了中药煎了给我喝。又到处寻求民间偏方,母亲还听从邻居女人的劝说,请来道士巫婆作法,来了个中、西、巫、道综合治疗。后来,他们听说南山殿附近有个土郎中能治疑难杂症,于是每天晚上把我从医院背出,背到南山殿,看了病又背回去。那阵子东方红大街(现在的中山路)正在拓宽,路面全被挖开了,只剩下边沿的一条羊肠小道供人行走,小道上还全是泥巴和石块。父母亲背着我,小心翼翼地在这条路上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

   一天晚上,父母正带我在戚继光庙旁的一个土医生那里看病,外面突然骚动起来,接着听得人喊:“着火啦!着火啦!”母亲背着我出门一看,只见西南角方向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把半边夜空都照红了。母亲喊道:“不好,那可是我们家的方向啊,可别把我那两个孩子给烧死了!”母亲把我扔在土医生家里,自己拔腿就跑。正在修建的东方红大街坑坑洼洼的,又没有路灯。她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火光的方向赶,摔倒了爬起,爬起又摔倒。她气喘吁吁地赶到老工会门口,才看到火灾现场并不是我们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我被父亲背回了家。

   我看到母亲正坐在床沿,她的腿上、膝盖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鞋上全是泥。我掩住脸,泪水无声地从指缝溢出。

   由于父母的执著,他们的永不言弃,羸弱的我经过综合治疗后,神志变得清爽起来,潜伏在我体内的病魔竟然一点点地退缩了,那些脓包也慢慢地偃旗息鼓了。45天后,我像婴儿一样慢慢地重新学习走路了,胃口也渐渐地好起来了。

   这一场和死神的拉锯战,父母亲胜利了,他们紧锁的眉宇终于舒开了。

   为了给我治病,家里债台高筑;为了给我治病,父母的背都累弯了,腿都跑细了。这期间,他们没有吃过一顿正常的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母亲竟得了胃溃疡,一下子像老了10岁。

   父母像一棵参天的大树,荫护着我,他们的脊背是坚硬的盾牌,抵挡着妖魔鬼怪的魔爪;他们给我的生命,远远不止一次。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我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