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都有奸臣，不仅有一般的奸臣，还有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奸臣。但综观几千年的历史，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出过宋代那么多奸相。可以说，宋朝就是一个盛产奸相的时代。从宋徽宗君临天下到南宋末年这一百多年间，比较有名的奸相就有十几位——蔡京、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秦桧、万俟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等，这些奸相不仅权势熏天、陷害忠良、祸国殃民，绝大部分还都是汉奸卖国贼。还有诸如何执中、韩侂胄等宰相虽然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总体来看仍然属于权奸一类。

有宋一代，何以前奸后继、奸相辈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寻的历史现象。顽石思之再三，觉得造成这一奇异的历史景观大约有下面一些原因。

皇帝昏庸无能，导致大权旁落。

在很多朝代，我们都能数出一些比较有作为的君王，尤其在汉唐盛世，如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前期）等都算得上是有雄才大略的，即使到了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也还有康熙、雍正、乾隆（前期）这样有作为的皇帝。在这样的皇帝手下，奸相很难有生存的空间。可是，整个宋代除了宋太祖赵匡胤勉强能算到有作为的皇帝的行列里，其他近20位皇帝还可以数出谁来？尤其在宋徽宗以后，更是一个不如一个，要么于政治一窍不通，要么刚愎自用，要么年幼无知。以宋徽宗为例，他舞文弄墨，大秀风雅，倒是一把好手，可治理国家则如同白痴。在这样一群昏庸皇帝的治下，除了像文天祥这样有民族责任感有强烈自尊心有真正独立人格的少数宰相，那些权欲利欲表现欲欲欲上心的宰相自然方便欺下瞒上，独揽朝纲，为所欲为。主昏必定臣奸，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某已撰文论及，此不赘述。

只管发展经济，罔顾政治改革。

整个宋代，经济高速发展，GDP迅猛增长，在与各朝各代的比较中，宋朝算得上是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艺术地再现了宋朝经济繁荣的状况。但是，经济发展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实惠，黎民众庶从来就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是豪强不断兼并土地，造成大量农民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流落各处成为打工仔，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为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团完全占有了经济发展成果，官僚成为全社会最先富起来的阶层。而宰相就是这种经济模式的最高组织者，最大受惠者。王安石实施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由于触动了大地主集团的利益，即使是拥有精明的政治头脑相对洁身自好的司马光也都极力反对。

经济畸形发展，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而朝廷却没有制定相应有效的政治措施来解决分配问题。可以这么说，宋朝的一切政治制度都只用来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因而，从宋初开始，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各地农民起义时有爆发，而这个过程中，宰相又成了维稳的总指挥。宋朝（尤其在南宋）的许多宰相同时又兼枢密使（国防部长或者军委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致权力完全不受制约，极端的权力自然会导致极端的腐败。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风唤雨瞒天过海一手遮天，宰相当然得用尽心机，耍尽手腕。一代代奸相就是这么炼成的。

外患频仍，奸相有了更大的表演舞台。

两宋采取的都是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在外敌虎视眈眈的环境里，宋朝统治者不要说没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就是对咄咄紧逼到眼前的入侵者奋起一击的勇气都没有，他们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议和”，即“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大宋的所谓“议和”就是实行“送去主义”，不断给敌人送钱送物，以求一时苟安。宋真宗时的“澶渊之盟”就是整个宋代议和的缩影。一个貌似强大的国家，因为惧怕辽的威胁，以至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以后北宋末到南宋与金、元的“议和”除了输送钱物之外，还不断送去土地，最后将大好河山全部送完。而主持内政外交的宰相在“议和”的舞台上就有了足够的表演空间，秦桧、史弥远等多个宰相都亲自担任过议和使臣，其屈膝辱人之状，直叫人作呕。

主和的宰相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全自家的利益，可以任意出卖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秦桧和金国内外勾结出卖大宋的事迹尽人皆知，我这里就不多说。我再举南宋恭帝时的宰相留梦炎为例。德祐元年（1275），留梦炎担任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并拜为右丞相（旋即任左丞相）兼枢密使，总督诸路军马。可就是这个宰相兼三军统帅，一面临阵退宿，称病不出，一面却和元军暗通款曲，密相往来，第二年（1276）竟公开降元。大宋灭亡了，留梦炎不仅让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毫发无损，还从新朝的礼部尚书窜升至丞相，继续享受一人之下的威风。最可鄙的是，他变节后居然还毫无廉耻地去劝说文天祥投降卖身。留梦炎的经历最能解释为什么许多身居高位者仍然会数典忘祖屈身事敌。

颓靡的思想文化，成为诞生奸相的沃土。

有人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朝代。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宋代在文学、艺术、科技诸领域的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出现了许多大家；另一方面宋朝的主流文化其实是享乐文化、消闲文化。宋代统治者出于维护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考虑，“重文轻武”，使得汉唐以来的尚武精神丧失殆尽。思想上，统治者通过比以往更严格更精细的科举考试和必须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导向逐步加深对人的钳制，于是宋儒理学应运而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书只为求官，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复存在，秦桧、留梦炎都是状元及第，最终沦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卖国贼的例子就是对这种现象最好的诠释。

国家不幸诗家幸，如王安石、范仲淹、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少数还保有着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读书人创作出了许多光照千秋的篇章。但是，在朝廷的舆论导向指引下，更多的读书人不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沉迷在流行的各种娱乐文化中，茶文化、玉文化、狎妓文化在宋代都发展到了顶峰，在知识精英那里玩流行文化就是时尚，就是潮流。“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就是对官僚士子糜烂生活的形象概括。即便是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的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表面上道貌岸然，家里却是三妻四妾，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知识分子不再关心国家民族而是醉生梦死享乐至上，当然有利于统治者维持稳定。但也正是从颓靡思想文化的土壤里选拔出来的高学历官员从此没有了理想，没有了信仰，也没有了廉耻。玩弄权术，贪污腐败，甚至卖国投敌在他们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宰相正是其中的登峰造极者。

宋代奸相众多，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也许有人会说，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制度。这话虽然没有错，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同是封建制度下的各个朝代，为什么宋代奸相最多？这说明，除了封建制度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由外，一定有只属于这个朝代的特殊原因。其二，历史自有其局限性，我们无法要求宋代不实行封建制度而推行特色封建制度，所以，我们只能在封建制度这个大背景下，去探讨形成这一现象的那些因素。

最后顺便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有人曾问我，做了宰相这么大的官了，他为什么还要这么贪腐甚至还要做汉奸呢？我想，顽石上面的文字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殷鉴不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