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俗把一个人的生日称为“母亲受难日”，意即孩子诞生这一天是母亲受难的日子。没有母亲“十月怀胎”的吃辛受苦，便不会有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40年前的今天，母亲在故乡小河边的一座泥巴墙茅草屋里生下了我。其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家普遍缺吃少穿，贫瘠的农村，饿死人的现象时有传闻。我是母亲生下的第六个孩子，排行最小。我的一个哥哥因生在1958年，家中穷得经常揭不开锅，饿得浑身水肿的母亲没有奶水，他不到六个月便永远离开了母亲。母亲生下我后，家境依旧困顿，体弱多病的母亲仍然没有奶水。为了养活我，母亲和父亲与大姐、二姐只好用从田里捡回来的胡萝卜熬成汤水，一勺一勺地喂我。

为了保住我的命，从不信佛的母亲，竟专门去庄上的庙里虔诚地进香，并且将我的名字按老和尚的旨意叫“扣宝”。

尽管日子清苦漫长，但在母亲的呵护和姐姐的关爱下，我竟然平平安安的长大了。六、七岁时，我已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去挖野菜、割猪草、拾螺螺、放牛、捡粪、搓绳、打草包了。

母亲不识字，但相当明理。有当时一般农村妇女所没有的非凡胆色和卓见。1977年夏，17岁的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当年邓小平复出后，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接受了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先生（全国第一个建议恢复高考制度的教授）的首议，决定从1977年开始恢复全国高考招生制度。当年冬，“文革”期间全家下放在我们庄子上的苏州干部--张直夫伯伯家一下子就考上了俩个，大哥张雨声为盐城地区文科状元，上了北大。二哥张雨鸣（与我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同学）上了江苏师范学院盐城分院。这是我们庄子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喜事！张伯伯与我忠厚、老实、纯朴、良善、木讷的父亲是好朋友。他见我一天劳动下来只能挣到2分工（当时男劳力一天是一个劳动日--10分工，一个劳动日2角3分钱），身体瘦弱，长期务农不是好生计。就做我父母亲的思想工作，对我父母亲说：“我观察了，现在庄子上的小青年，还能在劳动之余读文学书的，我只见到扣宝。他虽然严重偏科，数学没有基础，但我看他文科方面的天赋不错，寒暑假让雨声、雨鸣帮助他复习复习，明年开始考文科，拼个几年，还是可以走出去的。要不然，就太可惜了！”平日寡言少语的父亲将信将疑：“能行吗？”母亲当机立断，对我说：“我和你老子不识字，只要你书读得进，我们就是讨饭，也要把你上学！”于是1978年起，我开始了艰难的高考跋涉，连续四年皆因为数学特差（1978年1分，1979年25分，1980年42分，1981年52分）而导致总分差几分落榜。母亲和父亲没有责怪过我一声（当时全中国少有这种态度的父母亲），反而经常劝慰我鼓起信心再复习。

1982年夏，我所在的盐城县一中文科复习班一共有7人在大学、中专录取线以上。我的考分超过中专录取线23.1分，其中语文94分，为盐城县一中文科复习班考生第二名。数学也考了60分。满以为考上的我，在得知因色盲和志愿填报不当未被录取、而其他6名同学都已录取的消息时，禁不住失声痛哭了。在屋后河边洗衣服的母亲听到我的哭声赶回家，从未高声对我讲过话的她，气的浑身发抖，大声对我说：“小伙啊，你看你，哪有一点男子汉的样子？有血气的男子汉，应该是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你现在连这点打击都受不了，往后我和你老子老了，你还怎么过日子？你是农民的儿子，穷不死人，苦不死人，就怕你没志气！你不可能在我们的翅膀下过一辈子，光哭能行吗？哭能好的话，妈妈早就哭了！你先歇歇，等开学了，再去复习。我就不信菩萨老爷没得眼睛！你要不争馒头争口气！”母亲这一番话，给我的心灵震撼，是后来我考上学校、走上社会所读到的任何文字所不及的。

1983年秋天，我以高出录取线48分的成绩上了江苏省淮阴供销学校计划统计专业。15年来，每当我遇到磨难、遭受挫折，耳边总会想起妈妈的话。妈妈的话，是我在人生旅途上屡仆屡起继续奋然前行的动力之源！妈妈面对苦难人生的姿态，是天下最美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