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街心走过，眼里有大朵大朵的花绽放。它可曾是从陶氏的东篱下里移居而来的菊?“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舒卷的白色、黄色与紫色在秋风里摇曳成姿，在这个凋零的季节里淡成让人感动的风景。我可是陶氏的后裔？我的心怎会在九月里绽放成一朵淡然的菊。
 
在万花凋落的秋天，菊终究被无花可赏的好事者及时记起，一盆一盆地端将在了秋阳下，他们没有忘记，菊也是花之国中的一员。值得庆幸。真的应该庆幸,庆幸菊还没有失掉吐芳的信心，还甘愿出道一展其姿，庆幸还有懂得惜花之人以心相惜，不至于秋去无法相挽的那双手在寒风中徒留成憾。
 
而陶潜，那个东晋的诗人，并没那么幸运了，或者说是两败俱伤，毕竟，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才就这么被至放在田园中终老其生，没有实现他的最大化价值，应该说这不仅只是个人的损失，也是当局的损失。套用一下网络经典句式就是：陶潜的离开，是因为田园的吸引，还是政府的不挽留?
 
陶潜是真的伤了心,在朝廷于他五十多岁又征召他为著作郎时,他便以鸟自况,写下了《飞鸟》一诗，不踏仕途。其实，陶潜原本也不是不求上进，不思进取的主儿，早年的阿陶，也是怀着“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投入到积极理想仕途追求之中。陶潜持着“做人要厚道”的处世准则，行走江湖，终成孤立，直至归隐。阿陶就是阿陶，他守着自己高贵的操守，贫而不贱，痛并快乐着。这比起屈老前辈来，我觉得更是难得。同样坚守一份操守，屈原能够为信仰而死，他却能够为信仰而活下来，不易。阿陶的时代还算不错，至少还有田园山野可以隐，若是搁在现在，哪儿都是人，让你阿陶想隐都难，当农民都当不好，郁闷死你，不弄你个精神分裂才怪。
 
记得宋代有个家伙叫周敦颐,是个所谓的玩理论的哲学家,曾写过一篇叫《爱莲说》的明志文章，一直被收入在教学的课本当中。当初，我不知怎么就被迷惑了眼，觉得这文字写得那叫一个好，背得滚瓜烂熟，现在用心想想，那只不过是一篇骗人的东东，不过是篇用来煽情的文章。这家伙标榜自己是什么“花之君子者也”，还清高地叹“莲之爱，同予者何人”。这话现在对我来说，打死我也不信，我看是个“伪君子”还差不多。试想一下，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的，即便你有操守，你不湿鞋，你又怎么能不被孤立站得稳脚，还能“出於泥而不染”，可能吗？更何况还是封建社会，除非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周围都是君子，像他自个说的这种状况又近乎等于零，烂於泥能是君子吗？你那么隔於泥们的涩，同事或上下级又怎能打成一片，关系融洽，而且不被孤立,你本事去了，真是活见了鬼。顺便说一个,这个“不曼不枝”的周敦颐是在他二十岁的时候，被他时为龙图阁大学士的舅父郑向向皇帝要的官.官要了也罢,就踏实地为人民服务就是了,他偏不,还摆上了清高,还写了这样的文字表倡自我，真是不厚道，与阿陶真是没法比。
 
阿陶,隐逸中的菊花,不是谁想做便可以做得了的。毕竟，我们太多太多的人没有那样的心性与离世之格，在仕途中稍微的“俗”一点，入“流”一点也未尝不可，只是千万别失掉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原则可是道德和操守的底线，不然就不能称之为人了。民间不是有句话叫，守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保得自己的位置，还怕没有为民服务展自己宏图的机会，免得被排挤了去，真的是把天下都给了“於泥”，那还不生灵涂叹天下大乱。做菊花，但不要做隐逸中的菊花，不然，只能是逍遥了自己，苦了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