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没有土地和植物的人。我是他们其中之一。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我无法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确定自己到底应该隶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在十岁那年，我如一个断奶的孩子，与土地和植物依依别离。一开始我就无法将自己放在城市这个名词里踏实地栖息，在被乡村包围着的地方，矗立着一栋栋钢筋水泥雕塑的楼舍，在风的方向里我时常可以嗅见迁移而来的久违的那种气息，如夜里的梦回。我不知道那种夹杂着青涩植物与泥土甚至混合了牛粪味的空气，会一下子由当初的讨厌切换成了一种梦回的留恋。我还时常站在楼的高处一马平川地展望植物的绿色，那种向往似心灵深处掩藏的熟悉的乳名一样，愿意被一个又一个的声音唤起。我无法逃离在我的内心深处蛰伏着的我和泥土与植物一同呼吸着的一个又一个的场景。

三线，一个时代写下的符号，随着岁月的变迁，这个符号把这个地方定格在了城市与乡村的风格之间，这种风格让在这个地方生长着的躯体对自己的身份时常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感。很长时间里，当工作之余的这一群人把自己装进铁壳包裹的四轮大客穿过乡野的村镇到达真正的城市，内心深处多多少少会泛起一种莫名的自卑来，尽管他们的身份证号码打着这个城市的标签，但却无法抹去行走在这个城市各个角落时产生的“异乡感”，在这个城市他们没有固定的一处住所，行走只不过是一种贴近。然而，当他们回到这块可以将身体放心地置在夜色深处的容身之处的时候，这种自卑很快又会因为身体的移位而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乡村人面前的容光自信以及对这个群体口音之外的土音俚语的不屑，他们会很自然地以城市人自居起来。

也许，时间是可以抹平一些印记或者感觉的。一次又一次的进出，那座城市或许已经习惯了他们的身影，不再把他们视为外人，毕竟他们持有官方血统的印着十八位数字的头像塑封卡片，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其实，我并不排斥做为城市身份的感觉，我只是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眼中对乡村憨直纯厚的那种鄙夷，那种自以为尊贵的姿态。其实，我们每个人匀来自乡村，包括城市传袭多年的所谓的城市人。我们的祖先或者父辈都曾经荷锄扶犁在桃花春雨里耕种过，在炎阳秋风下收获过，只是，我们只在书页中感觉到的《诗经》里吟咏的韵味，却不曾深层地体会劳作的艰辛苦疾，以及探寻过他们沾染泥土衣服下黝黑皮肤裹着的那颗纯朴心灵。

我们是一群远离了土地和植物的人，我们或多或少的开始模糊并淡忘了田间耕作的农具和土地上所生长着的一株株绿色的名字了，或许，在城市扩张进程中，我们的子孙在他们成长的历程里再没有野趣而言，他们的眼中无非仅限于公园的花草以及阳台上的风景。“花盆是城里人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赵本夫的那句话无比锋利地刺痛了我身体上最易感伤的那个部位。

应该庆幸，在我的阳台围墙之外可以及目之处，是悠然所见的南山。我所称之为的南山，无非是突起的高地，从那里有一条婉延的乡路与我相接。我想连接乡路的那端必定点缀着一些村庄，因为我时常隐约的可以听到夜深人静时的几声犬吠或黎明时的零星鸡鸣。路的两边是孕育作物与粮食的土地，在不同的季节生产不同的植物，我因此有了温习那些植物的机会。棉花，油菜，玉米，小麦… …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我内心私藏的一种温暖。我曾在一个阳光很好的日子向它们的深处纵深，我想亲近地体会它们一次，那种感觉像去探访我许久不见的恋人。但那次却遭到了它们主人的训吓，他以为我是在对它们进行着一次不轨与侵略。或许，我与它们的缘分仅限于眉目传情，我的衣着身份没有农人的气场质感，无法与之对接相容。我想我终究还是一个没有土地和植物的人。